她來自于中國最北端的北極村，她的文字從自然中緩緩流淌。她也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作品中，敲響警鐘。她如何承擔苦難?什么是她的恐懼和幸福?她如何面對死亡?本屆茅盾文學獎得主遲子建向讀者敞開心扉。

　　編采手記：穿越城市面見老友

　　從國際臺坐上出租車，花了兩個小時的車程來到遲子建在懷柔開會的地方。當我離開的時候，看著我們談話時一桌兩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點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個地桌和半瓶舊酒，魔術師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蔣百嫂聊著，喝著，直到夜涼如水。我很希望我們的談話也可以是在一個夜晚，借著酒勁，不要錄音，也許那樣，還有更多的話題。

　　不過已經要知足，如果對著鏡頭，兩個女人也很難輕聲細語地說著內心的感受。對于遲子建的采訪我并沒有當成采訪，我覺得穿過巨大的城市，去見的是一個素未謀面但已經熟悉的朋友。她的作品很多，但當我們要向世界推薦一部作品，是哪部?她說：讓他們看《額爾古納河右岸》。

　　我不希望鮮活的少數民族變成遺址

　　在中俄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居住著一群數百年前，自貝加爾湖畔遷徙而至，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他們信奉薩滿，逐馴鹿喜愛的食物而搬遷游獵，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也倍嘗艱辛，他們在嚴寒、猛獸、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鐵蹄，“文革”的陰云，乃至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這當中的故事就來自遲子建筆下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

　　記者：是不是提到生長環境，你從小就跟《額爾古納河右岸》里寫到的部落離得很近?

　　遲子建：嗯，很多讀者可能認為我是完全憑借采訪或者是什么，那個只不過是微乎其微的東西。其實這個作品對我來說，它意味著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背景，而這個背景我熟悉之極，因為我從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風云變幻，我了然于心，并且與他們有相似的世界觀。沒有這個背景，我想我沒法去寫這樣的小說。

　　記者：所以尤其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時候，可能會更順暢地把自己心里邊的那些東西表現出來。

　　遲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

　　記者：你去國外交流的時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處境的，就是所謂當地土著的那種人，整個地球上，很多個不同的角落，都有類似的這種事件在上演。

　　遲子建：當然了，寫這個長篇也有這方面的觸動，就是在澳大利亞，我曾經去了一個月，在達爾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區，當地的土著，政府把他們請下來，也是在一個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給了他們補貼，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們把這些錢基本都揮霍到酒館和賭場了。我每天晚上去海邊散步，在海邊公園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們膚色黝黑，胳膊特別的細，但是每個人無論男女都是鼓著肚子。

　　記者：肚子鼓鼓的?

　　遲子建：對，很有意思，他們有的乞討，有的在那兒賣畫，整個的精神狀態不是一個鮮活的生命的那種狀態，是一種頹廢的，向下的，糜爛的那種生活狀態，我特別痛心。我覺得這不應該是他們的生活。是什么讓他們變得沒有尊嚴?因為我覺得生命尊嚴是最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他們不該融入的生活當中，他們才會產生這種情態。

　　比如說，2005年我曾經和劉恒去愛荷華三個月。后半個月，寫作中心組織作家們旅行，領我們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們興致勃勃地說，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遺址，我還挺興奮，我說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遺址。結果我們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個山里，走了很久，他們指著山崖畔的幾塊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訴我們，那就是印第安人的遺址?，F在想來，其實并不可笑，就是說，我不希望一個文明社會把一個鮮活的少數民族，或者被稱為異族的人，不管怎么稱謂，把這樣一群民族的人，最后只剩下遺址，而且這個遺址已經萎縮到幾塊石片，這是可悲的，這不是人類文明的進程，我覺得這是野蠻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