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采薇》寫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是一篇含意深刻,很有藝術特色的歷史小說。它主要根據《史記·伯夷列傳》,并把《史記》的《周本紀》、《齊世家》、《殷本紀》,《尚書》的《泰誓》、《武成》,以及蜀漢譙周的《古史考》,漢劉向的《列士傳》,明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等書中的有關材料組織進去,渾然一體,意義翻新。茅盾曾稱它“巧妙地化陳腐為神奇”。又說:“《采薇》無一事無出處;從這樣一篇小說就可以窺見魯迅的博覽。”這說明《采薇》是魯迅匠心獨運的杰作。

　　眾所周知，魯迅的歷史小說，都具有古今交融，借古諷今的特點，含義也非常深遠，因而在把握它的主題方面，不免常常意見分歧，《采薇》也不例外。有人認為“《采薇》中借助了兩個不食周粟而終于餓死在首陽山上的迂腐老人的傳說，對現實中的盲目的正統觀念者予以嘲笑”。也有人認為《采薇》“刺了那些如果不及時人情自己思想的糊涂總有一天要成為可憐而又可鄙的遺老遺少的盲目正統觀念這。”有人認為魯迅在《采薇》中所要揭發和批判的是“伯夷叔齊的盲目的正統觀念和腐朽的封建道德”。有人認為《采薇》“是撕下周末周初伯夷，叔齊身上的偽裝，對這兩個古代隱士的狼狽相予以心酸嘲諷的歷史小說。”如此等等，這些說法。也許以往諸說都在各自的邏輯線路上讀書了《采薇》的某一方面意蘊。但我覺得他們都偏離了作品的總體構思，是對一些微不足道的片段做了不甚切合實際的發揮后推衍出的急功近利的結論。當然，嚴格來說，對一部作品的任何言說都帶有猜想的性質，而我們所應做的事從作品的總體分析出發。

　　由于《故事新編》寫的是遠古的歷史題材，主人公的性格，氣質的基本特征與魯迅本人差別很大，而且在情緒表達上也已從熱情的喊叫轉向了深沉的思索，人物塑造更是從主體個性的灌注轉向了客觀的描述，因此，讀這部作品很容易讓人“超凡脫俗”地漠視作家的存在，沉潛到久遠的歷史當中觀看古代圣哲們的表演。我覺得《采薇》的深層意蘊與魯迅的人生經驗密切相關。在我的審美景觀中，魯迅通過伯夷，叔齊的故事又要的事表達這樣的《采薇》的主題：嘲諷伯夷叔齊恪守“王道”的迂腐性，揭露和批判“王道”的虛偽性。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篤信王道的夷，齊，結果卻被王道吞噬了，從側面說明了王道的虛偽性。同時也表達了在污濁的世界中執著的遵循自己的內心真性，為踐行一種人生理想頑強地活下去是多么地不容易。

　　魯迅早在二十年代，針對北洋軍閥政府提倡讀經，就曾指出過：歷來多少闊人只要讀一點記載先王之道的經書，“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能夠借假大義，竊取美名”。“只要幾個糊涂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的來主張讀經”。“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絕無鉆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伯夷，叔齊正是這樣“糊涂透頂的笨牛”,他們并不理解先王之道的精髓，卻誠心誠意的履行先王之道，自然到處碰壁，最后落得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伯夷，叔齊為忠于先朝而餓死首陽山的故事在中國可說是家喻戶曉，魯迅則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塑了兩個人物，在他們身上灌注了新的價值判斷，體現了深刻的思想內涵。

　　魯迅顯然并不認同伯夷，叔齊的為“義”而死，因為他們的死既不能改變現狀，也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只留了個祖傳千名的“美名”，他們的實質是逃避主義是其生存方式，“茍活”是其生活狀態。但是大部分人并不象魯迅看的那么透徹，畢竟逃避是為了“孝”，“忠”“仁義”是為了大義，是應該被提倡的，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從未收到過質疑，他們的死無疑是具有悲劇的英雄主義色彩：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個性生命雖遭到毀滅，精神卻得到永生。但是《采薇》中的伯夷，叔齊，對于信仰的執著卻總是透著點滑稽。因為百姓對于他們死的結論，是“為了自己的貪心，貪嘴”。“英雄”的死因在百姓的閑談中消磨的面目全非，他們之間的感受原來是如此的不相同，他們的價值連妲己舅公的干女婿“略懂文學”的小丙君都拉攏不到。魯迅用自己的懷疑，否定的眼光剝奪了他們神圣的外衣，還遠了他們精神的無價值。于是一向被奉為不可動搖的絕對價值與實際意義上的無價值長生了強烈的反差，喜劇感產生了。

　　當時越是執著，虔誠，其實結果越是可笑，荒謬。然而在這笑聲中卻透著一絲的凄涼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