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看來，詩是抒情明志的藝術，讓人們在欣賞品味中陶冶性情。
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唐代政治家、詩人。自進士及第開始做官，歷任翰林學士、左拾遺、京兆府司戶參軍、江洲司馬、主客郎中、中書舍人、杭州刺史、蘇州刺史、秘書監、刑部侍郎、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等職，為官46年。歷經唐大歷、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歷、太和、開成、會昌等11任皇帝。白居易終生為官、終生寫作，他對自己的詩文編輯整理“前后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創作極豐!
在白居易的詩作中，有相當篇幅是有關養生的，既有對前人養生經驗的傳承，更是他自己養生實踐的概括。在唐代，50歲便被認為是壽終正寢，當時流行說法是“五十不為天”、已經算是長壽了，而白居易壽達75歲，大概應屬高壽吧!
白居易一生做官，他的長壽是養尊處優的結果吧?其實并非如此。詩人為官清廉、勤苦，其政治諷喻詩直刺統治者的痛處，屢遭打擊迫害，仕途蹭蹬。詩作《贏駿》寫一匹被主人遺棄的駿馬，筆調凄婉：“驊騮失其主，贏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踏冰水畔立，臥雪冢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那是詩人被貶謫后悲憤的心聲。所以，詩人憂“安史之亂”后國運衰敗、憂主上不明、憂百姓疾苦、憂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能實現，加之公務繁累，30多歲就體質大衰，疾病纏身，到40歲已病得不輕了。他在《沐浴》詩中寫道：“經年不沐浴，污垢滿肌膚。”因重病已快一年沒有洗澡了，而當洗澡時，詩人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悲觀、很傷感：“老色頭鬢白，病形肢體虛……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也是“禍不單行”，恰在這一年，白居易3歲的愛女不幸天亡，幾位摯友也相繼故去，詩人精神崩潰，心情壞到極處、苦悶到極處：“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親愛零落盡，安用獨身存?”痛苦無以復加，到了不堪獨活的地步!“悲來四肢緩，泣盡雙目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憂、憤、悲、思，詩人未老先衰。
怎樣解脫?
白居易與許多正直的封建士大夫那樣，在對君王失望、政治抱負落空的極度苦悶的思索中，遂轉向老、莊，看破“紅塵”、堪透生死、幡然覺悟。詩人在《自覺二首》中寫道：“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云;抖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于是詩人的精神世界似乎經過一番洗禮，頓覺柳暗花明：“思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詩人大徹大悟，原來那憂思、病苦、悲愁都是身陷“世網”的果報啊!那么以后呢?“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一種精神因子)，更種憂悲根。”否極泰來，白居易在政治上退避消極，是受封建官僚體制壓抑之必然，而在生命質量的層面卻獲得一次輪回、一次新生。“大隱隱于朝”。詩人身居官場，心歸林泉，做官、做詩、養生，譜就他生命中最美妙的`樂章。
“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是白居易養生的頭條經驗。詩人熟讀深研老子《道德經》，遵循其精髓，潛心體道，并付諸于實踐，習練打坐，常進入虛靜安適狀態，他在《隱幾》詩中表達這種狀態：“身適忘四肢，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顯然，白居易悟道體道確實達到養生家們所追求的“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澹然虛靜，物我兩忘”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詩人筆下，這種境界是那樣的富有詩情畫意，令人向往。再看《題玉泉寺》：“閑心對定水，清靜兩無塵。”若非親身體驗，詩心焉能通禪心?白居易雖得老、莊哲學“清靜無為”之真，但他畢竟身在塵世，且為官理政，哪能沒有煩惱?每遇不快，詩人便以“清靜無為”而戒之：“既非慕榮顯，又不恤饑寒，胡為悄不樂，抱膝殘燈前。”常存此念，遂自我解脫。動與靜、虛與實，是生命活動的基本矛盾，它們既對立又統一，既相輔相成又相互轉化。生命的動、實，是補充能量，靜、虛是吸納能量。靜則虛、虛則納、納則氣血和暢，輸布四肢百骸、五臟六腑，驅邪扶正、固本強筋。白居易之長壽，蓋因長壽之道的功效。
白居易養生的再一條經驗是“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詩人做官基本都是做高官，縱使被貶出京師，也是任州府大員，位高權重，但詩人總以平常心而視之，把自己看作普通老百姓。其詩《臥小齋》自況：“朝起視事畢，晏坐飽食終。散步長廊下，退臥小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誰與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看，這哪里象高官的驕矜持重、城府深沉?儼然一個天真的頑童!對于物質生活，白居易很知足。他的生活哲學是，能充饑即是美食，可容膝便為安居;形骸為政務所迫勞作不息，心性卻始終湛然虛空，故，“心寬體長舒”。有個算命的要給白居易算一卦，詩人以詩《答卜者》：“病眼昏似夜，衰鬢颯如秋;除卻須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者，問我決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間無所求。”詩人知足達觀，蓋源于親民、愛民情結，他的大量詩作飽蘸血淚，體恤民苦民膜。名篇有《觀刈麥》、《琵琶行》、《新豐折臂翁》、《過昭君村》等，所以，在物質生活上，詩人不肖與貪官、富豪作比，而是在與百姓的對照中深感慚愧。在《觀刈麥》中，詩人在收麥大忙的畫面中捕捉到一個貧婦帶著孩子“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的特寫鏡頭，當詩人得知她“家田輸稅盡，一拾此充饑腸”的悲殘命運后，捫心自問，不勝愧、疚：“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白居易新做布棉袍，感覺“誰知嚴冬月，肢體暖如春”，可內心卻不安起來：大丈夫貴在兼濟，豈能獨善其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溫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憂民之心，發自肺腑，感人至深。
白居易很重視繁忙政務后的休閑時光，“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閑居》)詩人做京官時，曾患病休假，住在長安郊區渭村，大有鳥出牢籠的快感：“三年作諫官”，“拘牽不自由”，“有酒不暇飲，有山不得游”;然而“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無喜亦無憂。”知足，不為物累;工作之余的休閑時光靜心獨處，或讀書、或寫作、或散步、或小臥，悠然自得，如此便不為情累。看來，白居易把“清靜無為”的真諦貫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整個過程，縱使養生大家也會自愧弗如吧。
白居易養生的第三條經驗是：親近自然物，“野性愛栽植”。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白居易則是山水林泉、自然萬物皆為所樂。白居易被貶作江州司馬時，在廬山香爐峰下結茅舍，政務之余來此棲居。詩人深愛此處的自然環境：巖石清流，松柏翠竹，風嵐煙霞，鳥獸時聚;茅屋傍有飛泉濺玉，小院里有白蓮凈池。恰如“倦鳥得茂林，涸魚返清源”。詩人意氣飛揚，攜一壺酒，彈奏五弦之琴，酣暢時，賦新詩，仰天而歌。“如獲終老地”而留連忘返。白居易一生無戀榮華，親近自然，以至于退休后不在長安官宅養老，而是棲居渭村，與田夫村叟為伍。他曾應同村居住的鄰居老漢求詩之愿，寫了一首《代鄰叟言懷》：“人生何事心無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頭翁。”老漢聽罷此詩，開懷大笑，樂不可支。
白居易為官一生，調動頗頻繁，每新到一地，他都要在衙門和私宅周圍及院中進行綠化、美化。詩人尤其愛松、竹、柳、荷，其工作和居住環境必植之物。《東樓竹》寫到：“瀟灑城東樓，繞樓多修竹，森然一萬竿，白粉封青玉。”白居易特別喜歡在居室窗前植竹，《竹窗》云：“煙通杳藹氣，月透玲瓏光”，“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別有一番情趣。詩人把種樹栽花看作是休閑，是愛好，是性情使然：“野性愛栽植”。《東澗種柳》：“倚岸埋大干，臨流插小枝。”詩人認為“不種東溪柳，端坐欲何為?”白居易官至中書舍人時，買得一宅，因院內有10棵松樹而喜不自禁，秋有韻，夏有蔭，春雨滿樹珠，冬雪壓枝白，“四時各有趣”的景致，對于詩人來說“至此是益友，豈必交賢才”。白居易特別尊崇松樹的貞操，“不羨桃李艷，惟慕松樹貞”.所以，面對宅院的松，詩人覺得自己一介俗士卻做松的主人很不相稱，故而“時時一愧懷”。這世上，至真、至善、至美者莫過于自然;只有心靈雅潔之士才能與自然親和、溝通;白居易尊自然為師，實在是養生之妙理啊!
白居易的“閑適詩”，清新、潔雅，其中養生的至理與技法亦博大精深，不失為中華養生學之奇葩，甚無盡寶藏有待探尋、開發――這大概是本文的宗旨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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