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心理彈性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間的關系論文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員工的心理健康問題顯得日益突出。2010 年富士康科技集團連續發生員工跳樓事件，該事件的受害者主要是產線員工( 即流水線員工) ，而目前的產線員工大多數為 90 后。他們的工作方式大多為生產流水線，是一種典型的單調靜力作業，它的特征是體能消耗不大，工作單調、枯燥，容易產生隔離感、疲勞感。他們大多剛踏入社會，年齡小且文化程度低，在進入社會時他們心智不成熟，生活、社會經驗不足，心理也比較脆弱，對各種壓力的調節能力都不夠，很容易出現心理問題。而這些問題都與他們的心理素質、應對方式和心理狀況有關。
目前，國內外研究表明，心理健康與多種因素有關，心理彈性、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間存在關聯，且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應對方式在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間能起到某種作用，但這些研究大多數集中在學生人群。本文針對制造企業產線員工，探討心理健康、心理彈性和應對方式間的關系，以期為企業解決員工的心理問題，建立心理健康干預措施和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提供依據。本文采用 3 個國內外通用的量表 Connor-Davidson 心理彈性量表中文版 ( Chinese 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和 一 般 健 康 問 卷 ( genera healthquestionnaire 20，GHQ-20)分別測量產線員工的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狀況。明確不同性別和年齡間的差異; 分析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間的相關關系; 并且進一步探討應對方式在心理彈性和心理健康間所起的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 1 研究對象
2013 年 7 - 9 月選取深圳市 3 家制造企業新招( 即入職一周) 之 1990 年之后出生的產線員工為研究對象。在征得研究對象同意后，以入職日期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由 3 名公共衛生專業學生負責指導和回收問卷。共發放問卷 800 份，剔除無效問卷，最終得到 753 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94. 13% 。其中男性 530 人，女性 223 人; 獨生子女 256 人，非獨生子女 497 人; 年齡為( 21. 01 ±1. 96) 歲。
1. 2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問卷和公開發表的心理彈性 CD-RISC、簡易應對方式 SCSQ 以及心理健康 GHQ-20 三個通用量表。
1. 2. 1 Connor-Davidson 心理彈性量表中文版CD-RISC 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 1 ( 從不) 到 5 ( 總是) 。量表包含 3 個維度: 堅韌、自強和樂觀。得分越高，心理彈性越好。該量表的克朗巴哈 α 系數為 0. 84。
1. 2. 2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SCSQ 包含 20 個條目，由積極應對( 12 項) 和消極應對( 8 項) 兩個維度組成。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分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數分別為 0. 51、0. 56。
1. 2. 3 一般健康問卷 GHQ-20 是在 GHQ-30 的基礎上修訂而成，該量表是由 20 個條目，3 個維度: 自我肯定( 9 項) 、憂郁( 6 項) 、焦慮( 5 項) 組成，其中憂郁和焦慮采用反向計分的方法。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該量表的克朗巴哈 α系數為 0. 84。
1. 3 質量控制
首先，對問卷的內容進行初審和復審; 其次，在調查前，對本專業的 3 名學生進行包括問卷內容、問卷技巧和工作態度的培訓; 正式調查前先進行預調查; 正式調查后進行審查，對漏做、錯做進行重新調查。
1. 4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17. 0 對數據進行錄入、統計、分析。在性別、是否獨生子女方面，采用獨立樣本的t 檢驗來分析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間的差異; 在年齡、學歷、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來探討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間的差異; 采用 SNK-q 分析兩兩間的差異; 在探討心理彈性、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相關關系時用 Pearson 相關系數; 應用結構方程模型軟件 Amos 17. 0 進行路徑分析，檢驗水準為α = 0. 05。為了檢驗應對方式是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Amos 17. 0，構建以自我肯定、憂郁和焦慮作為因變量，心理彈性為自變量，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為中介變量的關系模型。結合文獻，方程擬合優度的判斷標準為: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均應大于 0. 9;RMSEA 與 SRMR 的值均小于 0. 05。
2 結果
2. 1 心理彈性、心理健康和應對方式的差異分析
在不同性別方面，心理健康和積極應對得分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 < 0. 05) ，且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積極應對得分大于女生，而心理彈性和消極應對差別則無統計學意義; 在學歷方面，心理彈性、心理健康和積極應對得分間存在差異( P<0. 05) ，在進行多重比較時，采用 SNK-q分析發現，都是初中及以下學歷與高中( 含中專、技校) 學歷間有差別，其他學歷間無差別; 在是否獨生子女、年齡、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心理彈性、心理健康、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得分間的差別均無統計學意義。
2. 2 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間的關系
從總體上來看心理彈性、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間都存在線性相關關系。具體來看，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總分及各維度存在正相關關系( P < 0. 01) ; 心理彈性和心理健康總分及各維度均與積極應對存在正相關關系 ( P<0. 01) ; 心理彈性和心理健康總分及各維度均與消極應對存在負相關關系( P <0. 01) 。
2. 3 心理彈性、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的路徑分析
采用 SPSS 17. 0 分析，發現數據符合多元正態分布，并且數據的 KMO( Kaiser-Meyer-Olkin) 檢驗系數為 0. 89，表明數據適合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進行估計，修正指數( modification indices) 進行修改，最后獲得的模型見圖 1。經結構方程分析，本模型的 x2/ f 為 1. 218，P = 0. 249; 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分別為 0. 994、0. 985、0. 995、0. 991、0. 998 和 0. 999;RMSEA 與 SRMR 的值分別為 0. 017 和 0. 012。從模型提供的各項擬合指標可以看出，所得路徑模型較好地擬合了數據。由圖 1 可見，除積極應對與憂郁、消極應對與憂郁和焦慮的'路徑系數不顯著之外，其他的路徑系數均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經分析發現: 首先，心理彈性對自我肯定、憂郁和焦慮有直接的影響，其次，心理彈性對自我肯定、憂郁和焦慮也有間接的影響。對自我肯定的影響: ①心理彈性→自我肯定( β = 0. 67) ; ②心理彈性→積極應對→自我肯定( β = 0. 77 × 0. 15 = 0. 12) ; ③心理彈性→消極應對→自我肯定( β = 0. 045) 。總的影響因子為 β = 0. 67 + 0. 12 + 0. 05 = 0. 835。對憂郁的影響: ①心理彈性→憂郁( β = 0. 82) 。總的影響因子為 β = 0. 82。對焦慮的影響為: ①心理彈性→焦慮( β = 0. 64) ; ②心理彈性→積極應對→焦慮( β =0. 77 ×0. 11 = 0. 08) 。總的影響因子為β = 0. 72。這說明心理彈性既可以直接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又可以間接通過應對方式產生影響，即應對方式是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的中介變量。
3 討論
JOFF 等指出，應對是個體對現實環境變化產生的有意識、有目的和靈活的調節行為。本研究顯示，不同性別積極應對的得分間存在差異( t =2. 524，P = 0. 012) ，且男性的積極應對得分大于女性，說明男性在遇到事情時與女性相比更多采用積極的應對措施，這與郭雙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這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不同，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產線員工，不同于以上學者所研究的大學生群體，產線基層員工因受教育程度低，常常從事最基本重復性、機械性手工勞動，而且毫無技術含量，加上基層管理的粗暴，工作時間長，內容單調，有時連工資、生活、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等因素影響，會使他們感覺待遇差，工作壓力大，成長空間小，前途渺茫等。而大學生的生活環境則比較安逸，壓力小，且學歷高，在社會中能夠找到一份滿意工作，工作機會、待遇、發展平臺相對來說都會好很多，學歷、工作、生活等因素的差異導致了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提示企業及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應該把改善產線員工的生活、工作環境作為重點。心理健康得分顯示男性與女性間存在差異( t =2. 504，P = 0. 013) ，且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說明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這與陳四蘭[10]和唐丹等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這可能與產線員工的生活環境有關。首先，女性面對的生活壓力和生存壓力遠大于男性; 其次，在就業過程中，女性往往會受到性別歧視，與男性相比她們更容易受到傷害，這也造成了其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 還有就是心理健康狀態與面對困難時的心態有關，如上所言，男性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與女性相比更多的是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提示應該重視女性的心理健康問題，可以從給予女性更多的關心與關愛方面著手。
通過 Amos 17. 0 路徑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彈性可以直接影響心理健康; 而在加入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后，心理彈性對自我肯定、憂郁和焦慮的影響依然是顯著的，說明心理彈性又可以通過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間接地影響心理健康，即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是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的中介變量。這與李玲、傅亞強等的研究結果一致。心理彈性水平較高的產線員工對生活熱情、樂觀，他們善于用積極的態度和樂觀的思考方式來看待所面對的問題，善于用積極的態度來處理問題。因此，這類產線員工在面對困難和逆境時，常常能冷靜地思考事情發生的真正原因，積極地發現事情對自身有利的一面，坦然地接受事情不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各種人際資源，采用積極的情緒去解決問題。綜上所述，本文揭示了心理彈性與心理健康的內在機制，為企業開展產線員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據。但僅僅通過采用心理彈性和積極應對兩種方式并不能完全解決產線員工的心理健康問題，應進一步探討影響產線員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為提高產線員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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