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分析論文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工具理性至今為比學術界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但基本的共識就是它是理性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以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可重復性和可置換性為基本要求的技術邏輯,以效率優先為原則的工具理性思維,以普遍性、非人格性為特征的形式合理性品格,以技術進步為衡量標準的價值主旨,構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現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表現為用普遍的程序化和規則實現管理的過程與目標,它極力排斥個人主觀的人治性管理行為,是以去人格化為特征,力求使管理過程在規范的框架內科學設計和配置,使管理行為活動在規范性和程序性的體系中進行,它致力于為管理目標的實現提供具有操作程序的技術、規則和制度,為實現管理目標選擇最佳方法和最優途徑。
自近代啟蒙運動發起,理性的思潮成為時代發展的重要標志,尤其是在管理實踐中的廣泛應用,使得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促使人類社會及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但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科技負效應的出現,尤其是看到整個社會陷入深重危機,迫使諸多學者對理性、工具理性及其異化現象進行反思。他們從文化的角度對西方社會展開了批判,得出的結論是西方社會的危機就是理性的危機,是工具理性增越了價值理性的危機,從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工具理性思潮。管理學家也開始反思管理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系,追思管理與人類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并試圖從倫理、道德、責任等不同的視角尋找管理世界中價值理性缺失的發展路徑以及整合思路,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反人類發展的“技術統治”、“知識霸權”、“工具理性”、“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的現實格局呢?我們一直追求的工具理性為什么反過來成為了今日人類社會發展的障礙和束縛了呢?是工具理性還是其在管理中的運用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對工具理性在現代管理中的困境反思,分析工具理性存在的內在合理性,并探尋現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未來發展走向。
二、現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困境”
(一)工具理性思維下的“人性假設”
現代西方管理思想理論的演進歷史進程一直都伴隨著“人性假說”理論的變化,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再到“復雜人”等等,這里而一個關鍵性詞語就是“假說”,這就意味著“假說”只是作為管理實踐的理論前提和預設,而不去探討人到底是什么人?只是在一定特殊的歷史時期人更趨向于何種人性假設,這種人性預設是為滿足管理的有效性而存在的,這顯然是一種明顯的工具理性思維邏輯,重物輕人的工具主義人性論是源于管理工具理性的現實要求,人性假設在一定程度上將人變成了一種特定的“工具”。“科學管理理論及其‘經濟人假設’把人看作工具,重視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夠為組織做什么,是人作為工具所具有的價值和能力。”團即使“社會人假設”涉及到了人的問題,但也都注重人的客體性和工具性而忽視人的主體性和目的性。“用科學代替經驗,用理性取代人性,從而使得管理學堂而皇之被作為一門所謂的“科學”來研究,并將科學理性推廣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二)工具理性主導下的“效率主義”
工具理性邏輯是一種效率邏輯,歸根結底是以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生產的發展和財富的增長為目的。“只要某種生產手段或勞動方式能夠提高效率和增大經濟利益,人們自然就應當犧牲或放棄任何其他的欲望、愛好和行為來滿足經濟目標的需要。”在殘酷的商業競爭中,效率是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沒有效率或效率不高則會在競爭中失敗并遭到淘汰。按照泰羅的觀點,只要遵循效率主義的邏輯進行管理,在企業中存在的分配就不會存在問題,勞資矛盾問題也就會解決,但科學管理運動最后的結果是得到了勞資雙方的共同反對,進一步惡化了二者的關系,勞資對抗也進一步加深了。
在二戰結束之后,數量管理學派將數學、計算機引入管理領域,將工具理性的作用和空間發展推到極致。但是,如果我們將效率目標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為了追求效率目標而犧牲人性或人的基本需要,那就墮入效率主義歧途。如果說工具理性發揮作用的空間和能力越大,那么與管理的真正目標也就漸行漸遠。
(三)官僚制組織對人的異化
在《經濟與社會》中,韋伯構建了一種理性的管理體制—官僚制,它是作為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重要組織表現形式,這種管理的組織形式是專門用來實現某種既定目標的手段,是被法律化、程序化的管理體制,在其內部存在著一系列的運作規則和程序,所有管理內的成員必須在官僚制的組織框架內按照規則依法行事。“在技術上對于達到最高執行水平具有最完美的調試性,技術最優是韋伯這一概念的關鍵點。”曰我們可以發現,官僚制的分工與專門化、層級節制、非個人取向等特征,充分體現了工具理性的思維與意識,也將工具理性思維貫徹得最為徹底。
但官僚制在這樣一種思維主導下就導致了因其嚴格的紀律和僵化規則及處事程序對人的個性造成極大的摧殘,對個體主體性的壓抑,使得人們而對權威與命令表現出因循守舊的心理與行為。馬克思也認為,“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四)工具理性高揚下的價值理性衰落
從理性發展的開端啟蒙理性開始,其就是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追求可計算和可預測的技術性方式,致力于選擇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徑,因而顯示了一種與價值理性不同的取向與方式。工具理性以數學作為邏輯基礎,并將數學化的思維模式由科學領域向技術、經濟、政治、法律及日常踐行等廣泛的社會領域全方位移植。“人們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對具體的實際的直觀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實踐上所需要的,具有經驗的確定性的預言。”如果這種規范化、標準化的技術運用,體現了科學知識的本質,并在對自然的控制中顯示出無與倫比的效率優勢,那么它必定會向社會生活的更廣泛領域迅速擴散,尤其是在現代管理領域以追求效率為目標的體系下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但這種空前的擴散也沖淡理性作為道德理想承擔者的價值意義,也缺失了對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思考。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就是價值理性淡化與衰落以及工具理性凸顯與高揚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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