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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題目：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與當代價值

　　商鞅，又名衛鞅，是戰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主張以法家思想治國，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變法，讓積貧積弱的秦國發生了質的改變，也為最終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軍事基礎。

　　一、商鞅變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國家為增強實力，先后掀起了各式各樣的變法運動，而商鞅變法是其中最徹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續最持久的一個。它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深度迎合了統治階層的政治需求。

　　變法之前，秦國在戰國七雄中實力較弱，“六國卑秦，不與之盟”.秦孝公即位后，決心奮發圖強，改變落后面貌。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①留下了“四見商鞅”的美談。商鞅變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變法求強”的政治意圖，所有法令都圍繞“富國強兵”展開，為秦國“圖霸”服務。君臣二人及變法集團之間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雖然變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終還是贏得了勝利。能取得秦孝公的肯定與支持，是商鞅變法順利推進的重要前提。

　　（二）變法內容體現了“富國強兵”的發展旋律。

　　商鞅變法是較為典型的“戰時變法”,受社會及政治環境的影響非常明顯。當時各國征伐不斷，“富國強兵”是主旋律，商鞅變法的《強秦九論》都是為增強國力、提高競爭力服務的。

　　1. 鼓勵農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在農業經濟占絕對主體地位的奴隸制時代，“國富”與否直接取決于農業生產力的強弱，農業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戰略保障。因此，商鞅變法的首要目標就是促進農業生產。第一，廢井田、開阡陌 , 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耕者有其田，這是對奴隸制度的根本性顛覆，也極大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土地私有制的誕生還促進了土地資源的整合優化，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第二，獎勵農耕，讓農民多納公糧以獲得爵位，是國家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勞動的一種高度認同。第三，確立新的賦稅體系，調整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課稅種類及額度，特別是降低農民的賦稅，突出“重農”導向。廢除苛捐雜稅 , 實現藏富于民。第四，統一度量衡，不僅打通了經濟、文化的壁壘，而且促進了區域融合，對統一大勢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2. 獎勵軍功 , 打造強悍的軍事帝國。強大的軍力不僅是保境安民的基礎，更是稱霸列國的資本，軍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為商鞅變法最關鍵的拼圖，其核心便是“利祿官爵摶出于兵”.

　　商君為法于秦，戰斬首一者，賜爵一級。②秦國子民無論家世顯赫，還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進爵、獲得封賞，就必須多立軍功。新法給了普通百姓擺脫社會底層的途徑，將百姓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變法后的秦國，軍士之驍勇、軍力之強悍是山東諸國無法比擬的。同時嚴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內耗，營造出積極向上、一致對外的氛圍。

　　3. 推行郡縣制和戶籍改革，有效穩定社會秩序。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將地方管轄權徹底收歸中央，讓法令直達地方。其次，改革戶籍，規定所有居民都要進行登記，并實行連坐法，強制百姓相互監督，提升違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強社會生產力、規范社會秩序，為“富國強兵”的整體戰略服務。

　　（三）依靠誠信和鐵腕維護變法權威。

　　商鞅變法觸動了奴隸主和舊貴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極大的政治阻力。為使變法順利推進，商鞅主要從兩個方面維護變法。

　　1. 取得民眾的信任支持。變法從徙木立信開始，變法集團的思路很明確，僅憑變法集團的力量，不足取得對反對勢力的壓倒性優勢。因此將徙木立信作為變法的一種政治宣傳，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讓民眾參與，更使其遵從，自下而上地守法護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鐵腕刑治反對勢力。無論變法決心多么堅定，民眾信心多么大，反對勢力都會為自身利益奮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師公孫賈。” 變法集團為維護新法的絕對權威，毅然處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孫賈，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鐵律，給了反對勢力以致命打擊。無論是反對勢力還是普通民眾，都認識到了變法已不可逆，變法最大障礙得以清除。

　　（四）順應了解放生產力的歷史潮流。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從奴隸社會邁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階段，秦國統一天下，成為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商鞅變法功不可沒。它使勞動力得到了充分釋放，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發展，新興的地主階級掌握了社會的主要財富，登上歷史舞臺。商鞅變法造就的嶄新秦國，其優勢對于山東諸強而言是全方位的，經濟、軍事、政治體系煥然一新，加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國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敗。商鞅變法不僅重新劃分了實力格局，也對后世秦國歷代君王的統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雖然帝國驟然而起，又驟然坍塌，但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轉。可以說，商鞅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順應了歷史潮流，滿足了解放生產力的需要。既是時代造就了商鞅變法，也是商鞅變法引領了時代變革，書寫出戰國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商鞅變法給“依法治國”帶來的啟示。

　　商鞅變法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對當今社會的發展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尤其是在推進“依法治國”層面，我們仍能夠從商鞅變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國戰略。

　　（一）依法治國必須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

　　商鞅變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得到了統治階層的支持，同時也得到了最底層民眾的響應。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統治者和國家的基礎合二為一。因此，依法治國的總體方略和具體措施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之所以未能夠完成拯救中國的重任，就是由于其沒有發動群眾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拋棄。

　　歷史在不斷證明，凡是滿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蓬勃發展，凡是與人民意愿相違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歷史裁汰。新常態下，依法治國也要堅持群眾路線，保護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發展人民的長遠利益，使廣大群眾成為法制建設的堅實基礎，才能使依法治國發揮強大的作用，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發展目標。

　　（二）依法治國必須明確法治體系的核心。

　　商鞅變法是戰時變法，核心是“富國強兵”,重點突出，主題明確。雖然當時的法令在當下已意義不大，但是變法的精髓其實我們，法治建設的關鍵在于抓住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相對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設的重要主題就是大力發展經濟，鞏固物質基礎。

　　當然，我國所面臨的發展矛盾絕不僅限于經濟發展一個方面，醫療、教育、科技等領域的發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如醫患關系緊張、教育資源不平衡、養老體系不完善等。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使社會發展真正駛上平穩高速的運行軌道。亦如商鞅變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圍繞“富國強兵”的核心展開。我國法治體系必須為國家發展服務，為最大程度地滿足人民利益服務，為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服務。

　　（三）依法治國必須保障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

　　縱觀建國之后的法治建設歷程，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卻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執法不嚴和違法成本相對較低。從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執法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現象依然存在。

　　這給依法治國提出了一個嚴峻課題。依法治國，法才是治國的最重要標準，任何單位和個人絕不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

　　執法必嚴，需要解決好兩個“端口”,一是在執法的頂端決不允許“以權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況的出現，不能夠以個人或個別群體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執法的底端決不允許“中梗阻”和“權力尋租”等情況的出現，要將對執法的監督覆蓋到每個環節。此外，還必須完善違法必究的懲戒體系。一是加強對社會違法行為的懲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環境；二是加強對執法主體違法行為的懲治，要使執法源頭得到凈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充分披露對違法行為的打擊過程和懲處結果，如商鞅刑治貴族一樣，使廣大群眾信服，更要使其遵從。

　　（四）依法治國必須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我國經濟已不再適用兩千年前農業至上的簡單模式，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系。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結果的優化，就必須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國已經初步構筑起經濟健康運行的法律框架，但是還許多不足之處尚待改進。在這一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法律的主導地位，即便法律規定會有相對滯后的情況出現，也應在法律修改和補充的環節加以完善，而不應以過多的主觀干預掣肘經濟發展，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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