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善書是指以《太上感應篇》為發(fā)端而產生的一批道教勸善經書，包括《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關圣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蕉窗圣訓》等。自勸善運動興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產生了多少道教善書，沒人也沒法精確地統(tǒng)計。僅據《道藏》與《藏外道書》的收錄，它即已是一個可觀的數字。這些經書既可以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tǒng)，也可以被視為一套解釋系統(tǒng)，還可以被視為一套儀式系統(tǒng)[1]。其對中國后期社會與倫理影響至深，全有賴于此一多性特色。

一、作為倫理系統(tǒng)的道教善書

　　以興善去惡為旨歸，道教善書首先應該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tǒng)。據統(tǒng)計，《太上感應篇》篇共列出善行26條，惡行170條[2]。其中，有34條是關于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而有120條涉及人在家庭、社會中的利他行為。故有學者認為，“處理家庭、社會關系的道德倫理是《感應篇》中內容最為豐富的部分，其中包括家人、朋友、為官、經商等等方面的道德原則。”[3]因其如此，日本學者窪德忠不同意將《太上感應篇》視為民眾道教經典──“如果把它稱為民眾道教的圣典，那么民眾道教豈不完全等于中國的社會倫理、社會道德了嗎？”[4]不管怎樣，《太上感應篇》對社會倫理道德的極度關注應是有目共睹的。不止《太上感應篇》，在《文昌帝君陰騭文》中也同樣可以看到倫理道德的核心位置：全文僅544字，而有關倫理道德的部分竟有378字，涉及了家庭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宗教倫理與生態(tài)倫理幾個部分[5]。《關圣帝君覺世真經》全文649字，涉及倫理道德的部分則有316字，包括了善行36條、惡行46條[6]。《太微仙君功過格》共立功格36條、過律39條，其確立的依據還是倫理道德[7]。他如《文帝孝經》[8]、《文帝延嗣經》[9]、《文帝救劫經》[10]、《文昌帝君蕉窗圣訓》[11]、《十戒功過格》[12]等，除了前后序跋，則全部都是倫理道德的內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所有道教善書都把倫理道德視為勸化的主要內容。

　　自孔孟始，儒家已有一套綿密的倫理說教。佛教東來，也自帶著佛陀的戒律規(guī)范。異于舊有的倫理系統(tǒng)，道教善書所開啟的倫理系統(tǒng)是一圓融三教的系統(tǒng)。概而言之，其忠孝倫常部分主要應是取自儒家，其十善惡業(yè)部分主要應是取自佛教，而其齊物畏神部分則主要應是取自道教。

　　以仁義為最高統(tǒng)攝，儒家倫理之核心是所謂的“五倫”，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君臣關涉政治倫理，要求君待臣以義禮、臣對君以忠誠；父子、兄弟、夫妻關涉家庭倫理，要求父母慈愛而子女孝順、兄長友善而弟妹恭敬、夫妻和睦而主從有分；朋友關涉社會倫理，要求相互講求信譽。《太上感應篇》之“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暗侮君親，慢其先生”、“攻訐宗親，剛強不仁”、“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等，應該都是化自儒家倫理。《文昌帝君蕉窗圣訓》“敦人倫”稱：“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兄弟相愛，朋友以信，夫婦相和，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慎交游”稱：“始終不怠，內外如一，貴賤不二，死生不異，尤當功過相規(guī)，親近上士。”則明顯是儒家倫理的直接取用。同樣，《文昌帝君陰騭文》之“忠主孝親，敬兄信友”[13]，《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xiāng)鄰，別夫婦，教子孫”，也是直接取用的.儒家倫理。《關帝忠孝忠義經》借關帝之口稱其為經緣由：“視我赤心，聽我微言，為子盡孝，為臣盡忠，父慈母愛，兄弟友恭，夫婦倡隨，朋友信義，鄉(xiāng)鄰婢仆，真誠和氣。”[14]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忠孝在道教善書中得到了特別的張揚。《關圣帝君覺世真經》開篇即明確稱：“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jié)義等事，方于人道無虧，可立身于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jié)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而《文帝孝經》全是對孝的勸化，其《原序》譽之是“集眾孝之大成，而創(chuàng)千古之子則”。此外，如《忠誥》[15]、《孝誥》[16]等，都是專講忠孝的道教善書。

　　佛教倫理以十善惡業(yè)為其基礎。所謂十善惡業(yè)，《四十二章經》稱：“眾生以十事為善，亦以十事為惡——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十善惡業(yè)從身、口、意三方面對人的行、言、思給出了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凡殺、盜、淫、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恚、癡則為惡，而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不嫉、不恚、不癡則為善。其中，意三業(yè)也有表述為貪、瞋、癡（邪見）者，內涵實無多大差別，無外乎是將“嫉”之一業(yè)歸入“瞋”（即“恚”）中，而將“貪”之一業(yè)從“癡”中分出。十善惡業(yè)只是一個很粗的倫理綱要，故在佛經的具體闡釋中常常更被細化。而這之中，身、口六業(yè)較為外顯而易為人把握，意三業(yè)著落于欲、情、智上，把握較難，常被分疏擴充極細[17]。《太上感應篇》所謂“吉人語善、視善、行善”、“兇人語惡、視惡、行惡”之區(qū)分，即顯然是受到了佛教倫理的影響。其“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讒上希旨”、“念怨不休”、“以直為曲，以曲為直”、“怨人有失，毀人成功”、“縱暴殺傷”、“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見他榮貴，愿他流貶，見他富有，愿他破散”、“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貪婪無厭”、“嗜酒悖亂”、“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亦多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yè)。《文昌帝君陰騭文》之“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等，《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戒殺放生”、“惡念不存”、“淫人妻女”、“壞人名節(jié)”、“妒人技能”、“唆人爭訟”、“宰殺牛犬”、“奸盜邪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等，也均應是從佛教十善惡業(yè)中化來。在《文昌帝君蕉窗圣訓》中，其“戒淫行”、“戒意惡”、“戒口過”直接即是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yè)。其“戒意惡”要人“勿藏險心，勿動妄念，勿記讎不釋，勿見利而謀，勿見才而嫉”，其“戒口過”要人“勿談閨閫，勿訐陰私，勿揚人短，勿設雌黃，勿造歌謠，勿毀圣賢”，皆不難在佛經關于十善惡業(yè)的細化中看到。《文帝延嗣經》之核心說教為“十戒”：即戒宰殺、戒竊盜、戒酷取、戒淫污、戒口舌、戒巧詐、戒忍親、戒棄子、戒焚焰、戒暴性。除酷取、忍親、棄子、焚焰不敢強言取自佛教倫理，其他大多沒有問題。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十戒功過格》，一戒殺、二戒盜、三戒淫、四戒惡口、五戒兩舌、六戒綺語、七戒妄語、八戒貪、九戒瞋、十戒癡，每一條目下再立細目若干，分述功過。但很明顯，無論是其大條還是細目，皆為佛教十善惡業(yè)及其細化的直接吸納。同樣，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警世功過格》，以意、語、行作為區(qū)分，分別列出意善56則、語善39則、行善72則、意惡59則、語惡57則、行惡121則，也是對佛教十善惡業(yè)的直接吸納。凡此種種，均見佛教倫理在道教善書的倫理構成中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