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善書是指以《太上感應篇》為發端而產生的一批道教勸善經書,包括《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關圣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蕉窗圣訓》等。自勸善運動興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產生了多少道教善書,沒人也沒法精確地統計。僅據《道藏》與《藏外道書》的收錄,它即已是一個可觀的數字。這些經書既可以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也可以被視為一套解釋系統,還可以被視為一套儀式系統[1]。其對中國后期社會與倫理影響至深,全有賴于此一多性特色。
一、作為倫理系統的道教善書
以興善去惡為旨歸,道教善書首先應該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據統計,《太上感應篇》篇共列出善行26條,惡行170條[2]。其中,有34條是關于個人道德修養的,而有120條涉及人在家庭、社會中的利他行為。故有學者認為,“處理家庭、社會關系的道德倫理是《感應篇》中內容最為豐富的部分,其中包括家人、朋友、為官、經商等等方面的道德原則。”[3]因其如此,日本學者窪德忠不同意將《太上感應篇》視為民眾道教經典──“如果把它稱為民眾道教的圣典,那么民眾道教豈不完全等于中國的社會倫理、社會道德了嗎?”[4]不管怎樣,《太上感應篇》對社會倫理道德的極度關注應是有目共睹的。不止《太上感應篇》,在《文昌帝君陰騭文》中也同樣可以看到倫理道德的核心位置:全文僅544字,而有關倫理道德的部分竟有378字,涉及了家庭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宗教倫理與生態倫理幾個部分[5]。《關圣帝君覺世真經》全文649字,涉及倫理道德的部分則有316字,包括了善行36條、惡行46條[6]。《太微仙君功過格》共立功格36條、過律39條,其確立的依據還是倫理道德[7]。他如《文帝孝經》[8]、《文帝延嗣經》[9]、《文帝救劫經》[10]、《文昌帝君蕉窗圣訓》[11]、《十戒功過格》[12]等,除了前后序跋,則全部都是倫理道德的內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所有道教善書都把倫理道德視為勸化的主要內容。
自孔孟始,儒家已有一套綿密的倫理說教。佛教東來,也自帶著佛陀的戒律規范。異于舊有的倫理系統,道教善書所開啟的倫理系統是一圓融三教的系統。概而言之,其忠孝倫常部分主要應是取自儒家,其十善惡業部分主要應是取自佛教,而其齊物畏神部分則主要應是取自道教。
以仁義為最高統攝,儒家倫理之核心是所謂的“五倫”,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君臣關涉政治倫理,要求君待臣以義禮、臣對君以忠誠;父子、兄弟、夫妻關涉家庭倫理,要求父母慈愛而子女孝順、兄長友善而弟妹恭敬、夫妻和睦而主從有分;朋友關涉社會倫理,要求相互講求信譽。《太上感應篇》之“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暗侮君親,慢其先生”、“攻訐宗親,剛強不仁”、“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等,應該都是化自儒家倫理。《文昌帝君蕉窗圣訓》“敦人倫”稱:“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兄弟相愛,朋友以信,夫婦相和,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慎交游”稱:“始終不怠,內外如一,貴賤不二,死生不異,尤當功過相規,親近上士。”則明顯是儒家倫理的直接取用。同樣,《文昌帝君陰騭文》之“忠主孝親,敬兄信友”[13],《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也是直接取用的.儒家倫理。《關帝忠孝忠義經》借關帝之口稱其為經緣由:“視我赤心,聽我微言,為子盡孝,為臣盡忠,父慈母愛,兄弟友恭,夫婦倡隨,朋友信義,鄉鄰婢仆,真誠和氣。”[14]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忠孝在道教善書中得到了特別的張揚。《關圣帝君覺世真經》開篇即明確稱:“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于人道無虧,可立身于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而《文帝孝經》全是對孝的勸化,其《原序》譽之是“集眾孝之大成,而創千古之子則”。此外,如《忠誥》[15]、《孝誥》[16]等,都是專講忠孝的道教善書。
佛教倫理以十善惡業為其基礎。所謂十善惡業,《四十二章經》稱:“眾生以十事為善,亦以十事為惡——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十善惡業從身、口、意三方面對人的行、言、思給出了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凡殺、盜、淫、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恚、癡則為惡,而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不嫉、不恚、不癡則為善。其中,意三業也有表述為貪、瞋、癡(邪見)者,內涵實無多大差別,無外乎是將“嫉”之一業歸入“瞋”(即“恚”)中,而將“貪”之一業從“癡”中分出。十善惡業只是一個很粗的倫理綱要,故在佛經的具體闡釋中常常更被細化。而這之中,身、口六業較為外顯而易為人把握,意三業著落于欲、情、智上,把握較難,常被分疏擴充極細[17]。《太上感應篇》所謂“吉人語善、視善、行善”、“兇人語惡、視惡、行惡”之區分,即顯然是受到了佛教倫理的影響。其“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讒上希旨”、“念怨不休”、“以直為曲,以曲為直”、“怨人有失,毀人成功”、“縱暴殺傷”、“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見他榮貴,愿他流貶,見他富有,愿他破散”、“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貪婪無厭”、“嗜酒悖亂”、“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亦多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文昌帝君陰騭文》之“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等,《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戒殺放生”、“惡念不存”、“淫人妻女”、“壞人名節”、“妒人技能”、“唆人爭訟”、“宰殺牛犬”、“奸盜邪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等,也均應是從佛教十善惡業中化來。在《文昌帝君蕉窗圣訓》中,其“戒淫行”、“戒意惡”、“戒口過”直接即是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其“戒意惡”要人“勿藏險心,勿動妄念,勿記讎不釋,勿見利而謀,勿見才而嫉”,其“戒口過”要人“勿談閨閫,勿訐陰私,勿揚人短,勿設雌黃,勿造歌謠,勿毀圣賢”,皆不難在佛經關于十善惡業的細化中看到。《文帝延嗣經》之核心說教為“十戒”:即戒宰殺、戒竊盜、戒酷取、戒淫污、戒口舌、戒巧詐、戒忍親、戒棄子、戒焚焰、戒暴性。除酷取、忍親、棄子、焚焰不敢強言取自佛教倫理,其他大多沒有問題。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十戒功過格》,一戒殺、二戒盜、三戒淫、四戒惡口、五戒兩舌、六戒綺語、七戒妄語、八戒貪、九戒瞋、十戒癡,每一條目下再立細目若干,分述功過。但很明顯,無論是其大條還是細目,皆為佛教十善惡業及其細化的直接吸納。同樣,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警世功過格》,以意、語、行作為區分,分別列出意善56則、語善39則、行善72則、意惡59則、語惡57則、行惡121則,也是對佛教十善惡業的直接吸納。凡此種種,均見佛教倫理在道教善書的倫理構成中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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