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大家，對于他的哲學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出色成果。同時，黃宗羲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終結階段的重鎮之一，對儒學的考察具有批判總結的深度和廣度。基于以上情況，要在黃宗羲哲學的研究上有所進展，是比較艱巨的一件工作。《困境與轉型———黃宗羲哲學文本的一種解讀》一書的作者程志華教授從黃宗羲接受的學術資源入手，指出其所面臨的儒學形上學的困境，由此進一步從生成論、本體論、人性論、工夫論、圣王論等方面分析了黃宗羲在儒學形上學問題上如何走出先前的困境而實現了轉型，給出了黃宗羲在儒學形態轉換上的歷史定位，即從“實存道德描述形態”的原始儒學到“形上學形態”的宋明儒學，再到黃宗羲為典型的“形上道德實踐形態”的明末清初儒學；而現代新儒家并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接著宋明儒學講的，實際上是對明末清初儒學的豐富和展開。從儒學形態的歷史嬗變來探討黃宗羲哲學，也許可商榷之處，但從中能夠看到作者對黃宗羲哲學的研究確有相當深入的理論分析和不囿成說的新穎之處。
能夠著書而立說者，一般來講，都有比較自覺的方法論意識。該書的“緒論”專門討論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以及如何運用于黃宗羲哲學研究的問題。作者特別強調：“對中國哲學史作本土化理解，從而使中國哲學史成為‘中國’哲學史，而不是西方哲學史‘在中國’”；“我們應超越以西方哲學為藍本‘解構’和‘重構’中國哲學的模式，而應在一般哲學學科的觀念和規范下，以中國哲學的本土思維來開展中國哲學史的研究。”
就黃宗羲哲學研究的“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維”而言，需要關注中國古代哲學的地域性傳統問題。首先，黃宗羲不僅是哲學大家，也是哲學史大家。他的《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是最早系統地研究宋元明時期哲學史的巨著。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比，其學派具有顯著的地域性傳統，這是一個重要的特征。中國古代哲學自先秦誕生以來，諸子就有著不同的地域性傳統。直至宋元明，其哲學的地域性傳統表現得更為突出了。理學和心學的興起、嬗變是這一時期哲學的主潮，而地域性傳統則貫穿其間。《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就是主要以地域性學派為基干來展開敘述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就理學而言，較大的地域性學派有濂學（湖湘學）、洛學、關學、閩學、蜀學、婺學、河東之學、崇仁之學等；就心學而言，較大的地域性學派有象山之學（又稱江西之學）、江門之學、姚江之學、王門后學七派（浙中王學、江右王學、南中王學、楚中王學、北方王學、粵閩王學、泰州王學）等；而對理學或心學持批判態度的哲學派別，也有不少呈現出地域性，如臨川學派（荊公新學）、浙東事功學派（永嘉、永康學派）、東林學派等；還有其他一些較小的地域性學派，如槐堂諸儒、甬上四先生、金華朱學、四明朱學、金溪陸學、三原學派等。黃宗羲對上述地域性學派的宗旨即思想特征作了概括，由此呈現的理學和心學演進的歷史圖景是：在理學或心學的基調和底色上，并立著多元的地域性傳統。這就是說，黃宗羲的哲學史研究也許可以使我們領悟到：重視地域性傳統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維”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題中之義。
其次，黃宗羲哲學本身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對此前輩學者已有揭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曾指出顧炎武和黃宗羲的“浙西之學”和“浙東之學”的地域性特征：“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后來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進一步說：“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即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其在清初則為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陸之異同也。”以哲學來講，如余英時的《論戴震和章學誠》所說“浙西之學的特色，實齋稱之為‘博雅’，這是繼承了朱子‘道問學’的傳統”；而浙東貴專家的特征就是章學誠在上述文章中說的“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謂“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味著哲學與哲學史的互動。黃宗羲哲學的這一浙東學派傳統，不僅影響到章學誠，而且影響到章太炎。這就是說，重視地域性傳統的分析，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維”來研究黃宗羲哲學本身的題中之義。
即使撇開黃宗羲這一具體研究對象，就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而言，考察地域性傳統對于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維”來研究中國哲學史，仍至關重要。讀《困境與轉型》一書，使我學到了一些東西，也想到了一些問題。相信其他的讀者也會有同樣的收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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