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現代化“命名”現代性取向

　論文摘要：現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實現過程而提出來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問和由此所帶來的問題是隨著現代化的過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來。正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才有現代性意義的賦予和現代性意蘊的生成。本文就擬從生成性思維來反思現代化“命名”與現代性追問的內在關聯和反差，提出現代化問題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現代性意識的“覺醒”和現代性意蘊的深度追問，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與生活方式的自覺建構。

　　一、現代化的“命名”與現代性旨趣的內在關聯

　　現代化一詞指一種歷史的發展過程，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是世界范圍內以工業化為發端的、以一個個民族國家為載體的整個社會的變革。

　　在傳統的現代化建構的過程當中存在著一定的誤區，比如“那種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現代化就是反傳統的思維方式。還有那種認為現在有一種普遍的東西，有一種文明的主流，中國只要靠上去、融入進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實不是放棄了民族文化的傳統的特殊性，而是放棄了對這種特殊性內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價值的信心和肯定”。這原因在于我們放棄了必要的前提性追問即“我們要做什么人”的問題，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問題。

　　亨廷頓(SPHuntington)在其《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社會動蕩、政治動亂頻發的原因，不在于其社會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擺脫落后實現現代化的企圖，對照已現代化的國家，現代性產生穩定，而現代化則引起不穩定。

　　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似乎給予我們一種整體性發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礎之上的深度追問卻被我們放棄，“我們卻不愿意進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在不斷地自我認識、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過程中，把未來的挑戰和傳統的重新解釋結合起來”。所以只是用一種不加任何現實問題關照的名稱，去定義現實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然帶來一種靜態的觀念把握和毫無實質意義生成的靜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現代西方解決危機與延續傳統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就有必要去關注現代性的旨趣，因為現代性問題的生成就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也反映在現代西方國家對自身歷史與價值追求的統一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恰恰回應了民族國家和現實世界對真正的現代性旨趣的追尋即“文化政治”。

　　在社會轉型和變遷的過程中，民族國家是在特定時空中展開自身的問題，也就決定了自身規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謂的“主義”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決自身的問題。再加之“整個世界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各種現成的‘主義’本來就多半跟不上形勢”。現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科學、技術、經濟與信息，但我們卻似乎缺少解決“什么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識。因此，分析現代化的“命名”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模式或者范型，也就是說這只是“可選擇的項目而不是無可選擇的事實”。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來我們民族所面對的問題的傳統接續與未來生成的思想難題。“思想的難題雖然不是在實踐中直接威脅人們生活的各種現實危險，但卻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輕’，因為思想的可能性蘊涵著一切潛在的創造，也就蘊涵著一切危險”。結合現代性問題的提出，反映出現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義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觀照。而結合現代性意蘊的本真，不難發現意義的生成是尋找各種可能的展開和呈現的過程，正基于此民族國家的知識界才有意識覺醒的可能。

　　二、現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問題

　　現代化“命名”所帶來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誤以為有某種可以預期的結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標，必然帶來現代化取向與現代化本身的反差。現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于民族國家發展，那么追問現代化的指向或意義，就是追問什么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國家發展所追求的發展效果。把民族國家的發展效果看作追問的主題，我們就會得出現代化的目標不可能是某種結局，而只能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某種效果。現代化的意義不是由我們隨便誰來規定的，我們誰也沒有這樣的權利，現代性的追問就是現代化自身的意義生成。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去分析現代化的“命名”，如果從利益與代價的關系的角度，我們獲得了現代化所帶來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價作為條件，基于這一點，我們說現代化的過程必然沒有意義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們從幸福與意義關系的角度來看，就沒有所謂利益與代價的悖論，因為“幸福卻不是用代價去換來的，而永遠是一種加倍收獲的行為，即所做的事情本來就是樂意做的事情，而這種事情又往往產生出額外收獲”。所以，現代化的取向不應是單純利益的獲得，更應該是幸福的建構或者生成。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現代性追問的自然源頭，“由此，哲學的基本問題才和整體發生了關系，并獲得了整合和終極的特征”。

　　在民族國家選擇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在一種已經定型化的框架內展開，這可能會導致離開現代化的命名就無法理解自己行為的合理性。我們的活動、生活的價值和意義來自別人的定義，對于展開現代化進程的民族國家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民族國家獲得現代性的代價，是只知道現代化的標準而不知道自己，這會是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事，“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本末倒置”。因此，我們也就不難得出，“現代化‘命名’問題最大的緊張和焦慮并不是經濟和技術發展問題，而是價值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對自身的理解和對自己生活現象的解釋都落實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從別人那里獲得解釋的框架，就說明我們還沒有能力從價值層面上維持和組織好我們的.生活世界，使其成為一個整體。這樣的話，回不到傳統，甚至這個十年和哪個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為奇”。伴隨著現代化歷程的展開，現代人很快發現，“社會在一步步走向現代化、文明化，但現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時被連根拔起，逐漸陷入了由文化相對性和價值虛無所導致的‘生存迷茫’之中，無方向感地漂泊著”。

　　如果我們能認識到“個體的生活歷史和主體間的生活方式共同構成了生活世界，并在其整體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就足夠了”。所以，現代性意義的生成和現代化問題的彰顯是一致的。這也就反映在我們民族和國家在追問現代化問題中，“自身的文化通過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種成就，其實還結合在生活世界的整個視界有著相同結構的解釋系統中”。

　　反思現代化的“命名”必須和反思文明本身結合在一起。雖然文明本身是一個存在論事實。但是文明的選擇涉及人們生活的價值、意義問題，也就是說，文明的具體狀況的健康與否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者反映人們生活是否有價值、意義的問題。這也就說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義的存在論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對生活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從文化自身的延續和發展的過程來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種生命流變的外在過程和追求超越的內在過程的統一，也就是說，文明因為追求超越與自身的過程性而呈現出一種“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從外部的價值標準去權衡文明的狀況，我們應該而且只能從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單純從“好／壞”的外在的指標衡量，這是因為“好／壞”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義的。因而更應該從生命標準即“健康／病態”來理解文明。因為，“這種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立場的優勢，因此明顯優于西方的‘進步／落后’的分析框架，顯然，‘進步／落后’是以現代意識形態為根據的，并無普遍說明力”。

　　現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是“基于歷史解釋所作出的關于文明狀況的價值評價小能構成真正有效的價值判斷，而只能提供參考性資料”。所以，現代性意義的追尋過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選擇的多重意義生成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對文明的選擇進行態度的價值評判，還更應該從文明存在或選擇的目的和意義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現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須要結合文明建構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種文明必須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動力機制。這意味著，一種文明必須具有創造力，并且為了維護創造力就必須建立一個能夠促進創造力的社會／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統”；第二，“這種文明還必須具有足以進行自身監護的免疫機制。這就需要一個能夠保證公正的社會／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統”基于這種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現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種單純的社會系統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為基礎的文明選擇，同時也是與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尋人類共同的或者說“整體意義上的正義”，也就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還包含“人類公正關系的保護”。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把中國現代性問題簡單化的癥結和問題是什么?有學者如此表達了這一代學人應有的立場：“它意味著這樣的一個不斷追問，那就是理解中國的視野如何可能?晚清以來，關于中國的自我理解開始在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中產生困惑和危機。今天，現代性話語的主宰已經滲透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潛意識。在這樣的處境下，反思現代性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