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的產生與民俗的形成
語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現并使用的。最初語言的出現是同一集團的人們在共同的勞動中為統一行動發出的聲音。其通行區域只在一個集團的內部，超出這個范圍便不能交際或達不到交際的目的與效果，各個集團都有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對國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種方言，所以說方言是語言的地域變體。《禮記·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東漢王充《論衡·自紀篇》說：“經傳之文，圣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可見，在我國，漢語方言及地域文化差異，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個地域所專有的，只反映本地區所特有的歷史、習俗、文化內涵。語言作為人類交際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種特殊的功能，某個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區的特殊表達方式和思維方式，同時該地區的許多民俗現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語中，這也就是說，方言詞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現象。例如，男性稱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島地區稱為“連襟”，而天津人叫“一擔兒挑”。可見方言在地域上的區別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民俗，就是民間風俗，是廣大民眾在社會生活中不斷創造、傳承、相沿而成的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個社會群體在語言、行為和心理上的集體習慣。由于各自所處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差異很大，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在各自的社會活動中逐漸形成或約定俗成了獨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與慣例規矩，從而形了風格迥異又豐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傳的一種文化現象，它在社會各領域中不斷傳承，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與作為語言變體的方言有著密切聯系。可見民俗周圈與方言使用區域在地域上雖然不是完全重合，但兩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說同一種方言話語的人，在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等方面都有一致之處。我國自古就對民俗和方言的關系有所闡述，如《呂氏春秋·貴直論三·知化》中伍子胥說：“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所謂“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語”正揭示了方言與民俗的關系，說明民風民俗是否相同與方言話語是否相通是可以互為條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對于了解民俗和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幫助。
二、方言文化與民俗旅游的關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環境和特定的方言詞匯總是交織在一起的，他們具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是地域與居民。由于人們總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習慣的方言，去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所以無論哪一種民俗現象，從本質上說，都是靠口頭和行為傳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過該地區特有的方言詞匯表現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民俗顯露出來并且與方言一樣，充滿了濃郁的地方特色。從這一方面來說，方言可以稱之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會生活中的人生禮儀、歲時年節、飲食服飾、宗教信仰等民俗的傳承與演繹，始終離不開語言，離不開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許多方面，都體現著某一地區的民俗特點，它與民俗有著意義上的聯系。正是這種聯系，使得方言對民俗的發生、流布產生了影響，反映并制約該地區各種民俗的形成和傳承過程。語言與文化作為人類社會文化屬性的一部分，決定了語言與城市旅游文化發展、建設的相互依賴性。方言土語正是一個地區區別于其他地區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為地域文化特有的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會性、穩定性、傳播性、變異性對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為載體，以民風民俗為內容構成了一個城市的文化內涵，同時成為都市的品格與象征并一起構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某一個地區方言的形成源于當地的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歷史變革等眾多因素，一個地區的方言特色也就是當地民俗的演變、發展形式之一，是很有價值的旅游資源。旅游業的發展應該充分考慮方言文化與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內涵，從而使旅游業更具魅力與吸引力。方言作為載體與地域文化一起構成了文化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對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從最基礎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對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對于真正把握各地區的旅游文化的獨特性和深層結構，都有很大的幫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滲透的。如果一種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圍內，它也必然活躍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內。可以說，通過對方言文化進行分析就可以確定民俗旅游的內涵與特色。
三、天津方言對民俗文化旅游發展的影響
天津有著豐富的方言文化與民俗文化資源。天津方言的歷史和這座城市的歷史一樣久遠。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韻味和語調的天津話，天津方言中有許多外地人很難理解也很難學會的詞匯和語調。天津方言在中國語言文化中獨具魅力和特色，在語言文化的傳播和融合中，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尤其在詞匯方面，天津話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詞匯十分豐富，它生動形象、詼諧幽默、富有人情味，成為構筑天津文化氛圍和文化環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軍事重地，又是一個移民城市，所以天津眾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軍人和來自各地的移民拼湊而成的。軍人粗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習性對后來天津民風的形成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明代“燕王掃北”之時，安徽一帶有大批軍人攜帶家眷來到天津守城戍邊屯墾。這些軍事移民實行軍事建制，形成相對牢固的“語音社區”，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衛的通用語。著名語言學者李世瑜先生經過調查考證，認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來自以安徽宿州為中心的廣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軍的大本營，從而淮軍將領占據了上層社會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調的江淮方言也成為強勢語言得以推廣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憑借航運碼頭和皇城腳下的優越位置發展起來，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歷史悠久，加之人雜五方，天津的民俗風情豐富多彩，內涵深厚，呈現出以老城為中心的商業文化、軍旅文化和以海河為中心的漕運文化、碼頭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風采的民俗風貌，多種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衛派文化獨樹一幟，得領風氣之先。因為方言忠實地反映了一個地方的文化及歷史變遷。天津方言中有三個字使用頻率最高，最能反映衛派文化的性格，一個是“哏兒”，一個是“嘛”，一個是“了”(liǎo)。“哏兒”是天津人的語言優勢，衛嘴子能說善講，表達幽默，天津人的樂觀是全國出了名的;一個是“嘛”，天津人好奇，參與意識強，什么都要問個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見義勇為;再一個是“了”，天津人很務實，只要認準了就去“了”，了就是辦，天津人很重情義二字，寧可自己吃虧，也要臉要面。方言話語與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個地區的個性化形象，從而使該地區具有區別于其他地區的'獨特魅力。天津方言彰顯著天津地域文化的獨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為載體對中外旅游者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傳，蘊含著這個城市的個性化特征。天津方言與豐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個層面互相融合，構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話中的“蓮年有魚”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棗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舊歷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濃，楊柳青年畫《連年有余》極受人們歡迎。畫面上的娃娃懷抱鯉魚，手拿蓮花，因“蓮”與“連”同音，“魚”與“余”同音，取其諧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門的時事風俗。津門民間婚禮習俗，在新婚夫婦進洞房前向寢賬內撒紅棗、粟子和花生，這是利用“棗”諧“早”之意，“栗子”諧“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諧“花著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孫滿堂，既生兒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稱，當時人們為尋求神靈的保護，航海女神媽祖便應運而生。天津的天后宮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設衛以來，作為河海要沖的交通地位始終沒變，所以幾百年來媽祖文化在天津傳承不斷，這在中國的大城市里是絕無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確記載的第一座天妃靈慈宮(后稱天后宮)之后，三岔河口地區便成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點。至明永樂二年，在天后宮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開始設衛筑城，由于天后宮建立的時間早于天津建城，從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的歷史佳話。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宮一帶，船只聚集，商業興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宮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條商業街——宮南、宮北大街。天后宮堪稱天津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搖籃。天津民間視天后為萬能之神，這種信仰對天津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也形成了許多頗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習俗、獻船掛船的還愿習俗、出皇會的祭祀習俗等。天津方言經過長期的語言實踐與文化互動，形成了極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點。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國以及外地游客的極大興趣，但目前沒有作為品牌進行更進一步的開發和完善。但是讓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進民俗旅游的發展尤為重要，例如構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區既有利于保護天津的傳統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資源價值。而使用天津方言進行民俗文化的導游講解則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別于其他地區的語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資源的個性特征，從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對天津旅游業做出重大貢獻。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獨特韻味構成了特殊的旅游資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傳承津味兒民俗文化旅游的獨特性，與其他地區旅游文化錯位發展，是促進天津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對整體提升天津的旅游資源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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