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形而上學》的分析已經很多了，角度的不同，會得到不同的體會。從時代背景去看亞里士多德在意義指稱和意義使用，可以得到關于它不一樣視角。就意義指稱而言，先賢哲學家指稱上的不足上，使得本文采用了常識世界中所形成統一日常語言體系下在意義指稱上的完善；就意義使用上與理性結合，從而更注重語言使用合理性、完整性和系統性，而不是過分強調意義的色彩，即“意義即使用”；這些都是作為對它分析的切入點。進而可以更深入的理解百科全書似的哲學家對自我語言意義完整性表達的要求。
關鍵詞：形而上學；時代；常識；意義指稱；意義使用
一、亞里士多德語言意義變化之源。
羅素曾說過：“當我們要去了解和研究哲學家的思想的時候，我們既不崇敬也不蔑視，而應首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論里有些什么東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為止，然后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態度。”[1]也就告訴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既要理解，也要思考，還要反省。那么請允許我首先看看亞里士多德的生活、寫作背景。亞里士多德生活在雅典政治、軍事逐漸走向衰落的時期，和強盛的伯利克里時代相比，整個希臘世界處于急劇的動蕩之中。其中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得最為顯赫的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城邦兩敗俱傷。這場戰爭與我們曾經戰亂頻發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打亂了人們生活的節奏，看到了光環世界下不同的景象。此時，北方帶有異族味道的馬其頓王國卻異軍突起，直接威脅希臘其他城邦安全。公元338年，馬其頓國王菲利浦指揮他的軍隊激戰四方，在戰爭結束后成為希臘的霸主。[2]文化上，雅典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卻未被阻斷。當時“希臘的學校”——雅典，仍然是一切追求知識渴望真理的.青年所向往的地方，匯集著全希臘的學者，其活躍學術氣氛仍然未見衰弱。其中哲學先賢蘇格拉底、柏拉圖璀璨星河。[3]因此，這種政治、戰爭、民族、文化等的激烈碰撞，便培養和造就了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或許更精確的和不一樣看、寫世界的眼光和態度。
亞里士多德之前已有很多的先賢對哲學開始了探索并提出了從現實生活中問題的思考，形成了一定的哲學語言比如泰勒斯的“水”、特別是畢德哥拉斯的“數”、巴門尼德的“是者”和他的老師柏拉圖的“相”，將我們從現實世界帶到了“夢境”世界，但是它們卻在這樣的生活時代具有不完美、跳脫的味道。基于對現實生活不適應的地方，亞里士多德對他們的哲學語言需要的是完善。從而，在我看來，時代背景下的亞里士多德更多的是從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出發去考量語言，進而達成他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形式。
二、從《形而上學》看意義指稱的完善和意義使用下的語言表達傾向
1、常識語言下的世界，意義指稱的完善。
面對前人的實體本原論（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氣”、赫拉克利特的“火”等）、非實體本原論（巴門尼德的“是者”等）加上柏拉圖的理念論中的“相”在意義和指稱上的不足，在本書中，亞氏希望更清晰表達從人們日常生活能夠看到、聽到、想到等角度結合理性來去完善，即在語言的運用上使理性（意義）與現實（對象）一一對照完善，以便人們思維清晰。其形成的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即“四因說”，就是這樣的產物。我們可以看到“四因”中，他更加側重于質料因和形式因。[4]因而，我就質料因和形式因去解讀其在這兩個方面的意義指稱完善。從質料因來看，亞里士多德從日常生活中找出了他們在實在本原和非實在本原上的不足，然后對實在的本原論與非實在本原進行了調和，將原本在世界上能看到的，同時卻不足以生成萬物的事物作為了自己的質料一一對照。這樣的對應形式必須結合他的形式因而言，否則就無完整的意義。其次從形式因來看，對柏拉圖的理念論和巴門尼德的“是者”的無定性，亞里士多德采取了再加工，將它們拉回到現實生活世界，使語言上形式對應實在意義下我們能看到的、感知的世界，不再飄渺。從而避免人們在認識時對形式的過于關注，同時也避免對實在的無從把握。其語言自成體系，是相互關聯的。但這里不是說他的語言脫離了語言自身體系而獨立存在，而是說他的語言是在語言體系下的私人化。如果我們再局限的只去看它的所表達出來的個體形式和質料屬類方面，我們看見從一個個體與其他個體的共同特點而言，它們來自于同一的形式規范 ，它與它所屬的類概念關聯起來，而類規定了這一個體的“形式”，同時作為一個個體的獨特性，質料是構成這一個體的所在，便將每一個體和其意義的對應關系納入作為其統一的語言世界之中，并且為每一個體設定了一個高于它自身的形式規定，進而使得這一形式規定往往會處于特定個體之外。在語言的表達的精確性上，指稱和意義不再是簡單的或者是純抽象的對應。
為進一步說清楚他的語言意義指稱的完善，我們還需要提到其后面的潛能和現實的區別和結合。在講潛能和現實之前，我們應該清晰的認識到赫拉克利特的事物是永恒運動的觀點對他的影響。這樣事物不再是超時間的、永恒的、不變的，而是在現實世界之中的；事物是不斷的產生和變化；進而肯定了事物的存在性。那么潛能是傾向于某一目的就對應著我們可以看到的事物發展變化的中存在著其他不確定的因數，而不再僅是自身的、自發的。雖然他并未告訴我們這個因數是什么，但是卻并不擾亂潛能的意義指稱。就現實而言，可以看到現實是和他物的對應，形成潛能在他物之中，或者作為他物在其自身之中，這樣也是常識下的語言意義指稱可以明確而不用多言的。現實和潛能的自然區分和結合很容易讓我們看清，其實事物的發展變化有著內在的和外在的相結合的過程。從而使我們可以在自然的世界里生活，而不必額外給自己帶來負擔，并去向別處。
其語言意義指稱就像羅素所說：所有語詞的簡單意義都是代表和自身不同的那個符號。[5]
2、意義使用下的語言表達。
亞里士多德關于“實體”觀念是基于對米利都學派發展到柏拉圖的理念論的繼承和調和。我們可以看到從米利都學派的單一或多個實在性實體，比如：“水”、“氣”、“火”、“原子和虛空”等，發展到巴門尼德的“是者”，再到柏拉圖的“相”，從實在性的簡單認識進步到脫離具體物質基礎上的兩步抽象認識，使得人們將“實體”從現實世界帶到了“夢境”世界，其實給人們帶來的都是不明確的世界圖景。亞里士多德認識到其整個過程中個別和理念的不足之處，進而提出 “第三者”悖論，然后將兩者以理性的視角自然的融合，這種繼承和調和表現在其對質料與形式問題使用上，在語言的表達中明顯的帶有統一性風格下，不失去語言和事物一般意義情況上，更注重語言使用合理性和完整性，而不是過分強調意義的色彩，即“意義即使用” 《語言哲學》陳嘉映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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