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教育質量與教育研究的危機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第八屆世界比較教育大會上，反響最強、影響最大的大會發言，要數世界比較和國際教育學會（ＣＩＥＳ）主席、世界銀行高級官員海納曼（Sterhen.Heyneman）博士的題為“教育質量與教育研究的危機(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Crisis of Eduational Research)）”的中心發言。海納曼從比較教育學者與“世行”官員雙重身份的角度，闡述了他個人對當前世界教育質量危機與教育研究危機的看法。盡管某些觀點有些偏激，但他提出的一些問題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作為這次大會的參加者，我現在把他這次演講的一些主要觀點介紹給大家，以期我們在當前國際教育研究危機的成因分析上也達成某種“共識”。
一、教育質量的危機
海納曼認為：教育質量的危機目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但是，人們對危機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釋，而且對這種危機所表示的擔憂，也往往因人而異。政治家和企業家關注的是：在教育滑坡的情況下，他們的國家如何在經濟上獲得競爭力；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關注的是諸如課堂管理、學生紀律和課程邏輯性此類的教育內部問題與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而學生家長擔憂的是：在日趨復雜、不斷變化的職業世界中，他們孩子的個人機會與前途。
對教育質量危機的擔憂，也往往因地而異。在美國，人們主要擔心的是學校課程選擇上的過度自由，因為課堂上過多的文化和個人需求使學生在基礎知識和技能上準備不足。在日本，人們擔心的是年輕人適應未來世界的能力。因為正在走向世界的日本要求年輕人在觀念、語言與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準備，以適應未來的新角色；但是，人們擔心這種著眼于未來世界的學校課程能否繼續保留日本文化傳統中的基本要素。在發展中國家，人們主要擔憂的是教育經費不足，因為許多國家維持學校教育的能力正在下降。在中歐、東歐和前蘇聯，人們擔憂的是共同目標的喪失，因為計劃經濟的放棄與意識形態的開放使國家的目標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在教育充滿危機，人們對此憂心重重的今天，海納曼認為，我們作為專業教育工作者，有義務回答政治家、企業家和學生家長提出的一系列日趨強烈的質疑—一“我們的學校事實上到底有多好？”“年輕人被培訓得有多好？”“學校被管理得有多好？”“與其他地方相比，我們這兒的學校有多好？”
二、教育研究的國際危機
海納曼認為，對前面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尚無充分的答案，這反映了當前教育研究中的危機。這種危機不但反映在對自己學校教育的充分描述上，還反映在對教育問題的充分研究和對所需教育經費的準確估計上。他從自己作為“世行”負責教育事務的官員之經歷，例舉了提高全球教育質量必需的描述性研究中存的一些問題。他談到，對世界各國教育狀況的了解和把握，我們做的甚至還不如２０年以前。在非洲有些地區，我們正在失去對以下情況的了解：入學率、教師報酬、課本和其他教學資料的使用情況。我們對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等地學校教育的描述性研究也不如以前。國際社會在提高全球教育質量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不如２０年以前。海納曼談到，與２０年前相比，我們現在甚至“沒有更好、更認真和更加綜合的培訓計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資料室在提供技術性幫助方面的能力也在下降。在６０年代，這個統計資料室在各國逐一地舉辦培訓專題研討會，召集各國主管統計的官員來巴黎教科文總部就教育統計的程序和方針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但是，這種有益的實踐現在停止了。今天這個辦公室幾乎難以掌握大量的原始統計資料，更不能控制送來資料的'質量。教育信息準確性的下降，使我們對各國送來的統計資料所具有代表性開始產生懷疑。
當然，海納曼博士并沒有否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美國國際開發署（ＵＳＡＩＤ）、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ＩＥＡ）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所作的努力與所取取得的成績。但是，他認為，就總體而言，目前國際教育研究的質量狀況，與今天學校教育中出現的那些問題的深度和緊迫程度極不相符的。
他指出，如果我們是醫生，在不充分了解自己病人病情的情況下，我們是無法確診的，更不用說開出“對癥”的良方。同理，假如我們是醫生，我們便會呼吁社會關注目前的健康危機，會誠實地面對公眾，承認我們眼下尚缺“確診”所需的信息，并會反對任何對背景無知的官方革新措施或“治療方案”。所以，什么我們教育工作者就不能象醫生那樣做呢？
三、危機的原因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海納曼認為，教育研究的危機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缺乏足夠的科研經費；二是對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義缺乏專業共識。這兩個原因是相互聯系的。
１、經費不足
就全球而言，教育研究經費的分配是極不平衡的。在美國，分配到的教育研究經費，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倍。因而就有人說，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教育研究的趨勢，只要了解美國就行了。但是，即使在美國，教育研究經費多年來也一直以“不足”與“減少”為特征的。在８０年代，用于其他方面的聯邦研究與開發經費增加了約２５％，而用于教育研究的經費卻減少了１／３。目前的年教育研究的經費總額，只是年教育經費總額的０．０００３％。海納曼認為，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在一些私營大公司，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一般要占到其業務費用的１６－２８％。而且，基金會和其他非政府機構也很少參與教育研究。最近由美國國立教育科學院（ＮＡＥ）主持的一項對２８家主要基金會的調查表明：這些基金會用于教育研究目的的經費，還沒達到其總撥款的４％。美國聯邦政府，盡管對教育質量在政治上表示出了極大關注，但是，聯邦政府在財政上對現在至２０００年教育研究和開發的總投入還不如對一種新型轟炸機的開發研究的投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ＮＩＨ）在１９９２財政年度用于抗癌藥物研究開發的經費，竟比以后１５年教育研究與開發的總投入還要多。為此，海納曼提出了一連串引人深思的問題：發生在美國的這些例子是否只是了孤立的社會現象？有哪一個國家對教育研究的投入會象對公共衛生或國防研究的投入一樣？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為什么與其他領域相比對教育研究的資助是如此之少？為什么當對教育的政治關注正在增強時對教育研究的財政支持卻在減弱呢？既然各國政府都把教育問題列為當前最緊迫的問題之一，那么就為什么不能以對健康、國防同樣的關注率重視（解決這些教育問題所必需的）教育研究呢？海納曼認為，這些問題部分應該歸因于我們所從事的教育事業的性質。事實上，尋找醫治“無知”的良方畢竟不同于尋求醫治疾病的良方，這是其一；其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涉及人口１／３的教育系統要比一種微機新產品復雜得多，甚至要比一次宇宙航行的使命復雜得多；其三，政治家和企業家的出發點不同，因此他們的看法難免有些偏面，而且他們提出的教改方案往往過于平庸，缺乏新意或是自相矛盾。海納曼認為，即便以上這些都是事實，也不能成為教育研究應該被忽視的理由；也不能成為教育研究工作應該如此低水準、低效率的理由。
２、缺乏共識
海納曼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部分在于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我們教育學術界內部，不僅至今不能在較多的教育研究重點上達成共識，而且我們當中甚至還有人對教育研究的積極作用持懷疑態度，他們擔心我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不能應用于我們設想中的既定方向，就會有害于學生，因而反對對教育研究的更多投入。海納曼認為，目前教育學術界內部在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上的分歧，從根本上來說，主要有以下四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除非解決問題的辦法由當地文化教育當局“自主產生”，否則任何教育問題的解決辦法都不會是可行的。持這一觀點的，大多是一些“民族統一主義者（irrentists）”。第二種觀點認為，對當前的教育問題，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現成的答案，如教育技術、單元學習、管理信息系統、遠距離教學、非集權化等等；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那些相信以單一方法解決問題的專家（SingleSolutionSpecialists）。第三種觀點認為，強調普遍性的優秀標準的經驗性研究，違背復雜的自然屬性，這在政治上也往往難以被接受，因為這種研究把教育研究機構置于一種不利的邊緣。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那些“共同參與論者”。持第四種觀點的，是那些相信社會科學絕對解釋的“模式”塑造者（modellers）。海納曼認為，正是教育研究目的意義上的這種分歧，使目前的教育學術界猶如四面臨敵而受驚的兔子，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對教育學術界這種無休止的無謂爭論，政治家們早已感到厭倦，他們對那些在基本原則上不能有達成共識的專業或行業往往不予重視。政治家們這樣做，也不無道理。因此，我們自己應對目前教育研究經費上的“貧困”負有相當的責任。
四、危機的對策
既然我們了解了教育研究危機的原因，我們就可以采取對策了。海納曼認為，首先，我們應該大家贊同“應在某些方面達成共識”；其次，我們應該贊同一份最低限度的教育信息目錄與具體提供這類信息的方法；再次，我們應該共同承認以下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即目前的教育信息水平是不充分的，教育信息系統的維持能力正在下降；我們應該共同認識到，如果沒有最低水平的教育支持，在世界上是無法出現經濟與社會和協地相互作用。那么，什么是最低水平的教育支持？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信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充分水平的技術幫助是什么？這種幫助應以哪種形式出現？參與這項工作的應該是什么樣的國際機構或雙邊機構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描述性信息之外，還有其他什么樣的研究問題應該得到解答？教育研究的經費來源在哪里？這些都是目前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研究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最后，海納曼博士談到，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尋常的社會環境之中，我們對教育問題的關注程度正在日益上升，但我們對教育的了解水平卻在不斷下降。我們內部在取得專業共識方面一直沒有結果，并且這種共識的缺乏使我們自己在自治上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準確信息，沒有充分的教育研究，我們將無法改善教育質量的狀況；而教育研究本身的危機，部分是可以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解決的；這種自身努力，就是教育學術界內部今天盡快地在一些基本原則上達成專業共識。
筆者認為，海納愛博士的這些觀點，鮮明、尖銳。他對教育研究危機成因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他有關教育學術界應早日在一些基本原則上達成專業共識，以在政治上爭取政治家和社會對教育研究的高度重視與在財政上爭取政府和企業界充分支持的主張。在各國財政狀況普遍緊張的今天，這一主張不失為一種有所作為、現實可行的積極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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