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甲子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在的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1. 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這不僅是對于中國勞動人民的解放，也是對于全中國人的解放。——《馮友蘭自述》

　　2. 我們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會變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會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有些人會覺得奇怪。其實它久已存在，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既然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了，那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不僅是“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馮友蘭自述》第286頁

　　3. 中國革命勝利了，革命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人們深信，正是這場革命制止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軍閥和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國，重新獲得了中國的獨立和自由。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時的答詞(1982年9月10日)，《馮友蘭自述》

　　4. 共產黨員有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及與理論相結合的實踐、這一點就是前一點的表現。共產黨的理論是與他的革命斗爭分不開的。他們學習理論為的是指導革命實踐，革命實踐又反過來豐富革命理論。……我佩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員。他們談起來，不拘關于什么問題，都是“頭頭是道”。你聽他們講，起初也不覺得怎樣“轟轟烈烈”，只覺得有個道理。他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到處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你才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轟轟烈烈”。理論與實踐，融化為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分不清究竟是理論指導實踐，或者是實踐充實理論。這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最高成就。——《我對于共產黨員的認識》

　　5. 共產黨員有堅定的立場，所以他們在斗爭中必然是堅強的。同時他們的理論學習，使他們把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從這些規律里共產黨員確切知道在現在的社會，什么是要發展，什么是要沒落，什么是方生的，什么是將死的。共產黨員自己知道他們自己是正在發展的勢力的先鋒，也就是正在發展的勢力的'化身。因此他們相信，他們的事業必然是勝利的，這不是一個盲目的信仰，而是有科學根據的信念。——《我對于共產黨員的認識》

　　6. 在傅作義軍隊撤走以后，……過了幾天，解放軍才開到海淀，他們沒有進清華，只在校門口設置了一個崗哨，有一個解放軍同志在那里站崗。清華的師生也都跑到海淀歡迎解放軍，同他們談話，很是親熱。叔明(指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編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來說，她看見在校門口站崗的那位解放軍同志，是赤著腳穿鞋，她打算送他一雙襪子。我說：“你去送試試，恐怕他們不要。”她拿了一雙襪子，去了不久，回來說：“他果然不要。”解放軍的這類行動，使各階層人民都對于共產黨有了無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見書上說，某某軍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以為這是溢美之詞，未必真有那樣的軍隊。可能過去是沒有的，解放軍可真是“秋毫無犯”。我還想到，不記得什么書上說的一句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這次解放清華，不就是“有征無戰”嗎?——《馮友蘭自迷》

　　7. 共產黨員，由于他的階級立場，及他在斗爭中所得的教育與鍛煉，必然有高貴的品質。……熱誠，堅決與信心，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的品質的一部分。——《我對于共產黨員的認識》

　　8. 中國的大一統和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常可貴的遺產，我們子孫萬代都要繼承這個遺產保持這個遺產。——《馮友蘭自述》

　　9. 印度代表團中，有一個德里大學的哲學教授，他對我說，不知道什么緣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國這樣的朝氣蓬勃的氣象，奮發有為的精神。他走的時候，我送他到火車站，他又對我說，在中國住了一段時間，我明白那個緣故了，這就是經過革命和沒有經過革命的區別，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場革命。我當時覺得，他的這個話說得對。在五十年代，在中國人民中，無論男女老少，無論哪個階級、哪個階層，都有他所說的這種精神。只要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馮友蘭自述》第115頁

　　10.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成立還不足兩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們沒有親自看見共產黨是怎么領導我們人民進行工作的，假使我們沒有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告訴我們的宇宙間及社會上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這許許多多的成就，對于我們就真像是“奇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奇績》(1951年6月30日)，《三松堂全集》

　　11. 在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的日子，我說：我現在真正了解我們所常聽見的一句歌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三松堂全集》

　　12. 馮友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使人民創造自己的現實的樂園”;我現在真正了解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3. 我覺得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中，一切都是向上發展的。我自己覺得我也是在向上發展中。在這一年之中，我雖不能確知我究竟進步了多少。但是已經開始知道以前的不進步，這當然也可以算是一個進步。——《一年學習的總結》

　　14. 他可能有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愿望，這種愿望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只憑主觀愿望就能決定的。毛澤東說，不可以簡單化。這是完全正確的。——《馮友蘭自述》

　　15.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威信是很高的，這不僅在政治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也在道德方面。知識分子們為革命的勝利所鼓舞，一齊努力，幫助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時的答詞(1982年9月 10日)，《馮友蘭自述》

　　16. 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用“中華”這個光輝的名稱。這標志著中華民族的事業更加擴大，中華民族的基礎日益鞏固。由此中國境內的各民族達到真正的團結。——《三松堂全集》

　　17. 在愛國公約上，我們寫“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共同綱領，擁護人民政府，擁護人民解放軍”。這都完全是必要而且應該的。

　　18. 在解放以后，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三松堂全集》

　　19. 宗教與科學，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我們可以看出來，宗教的效用是麻醉人民，使他安于忍受現實的痛苦，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則使人民創造自己的現實的東園。——《我對于共產黨員的認識》

　　20.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到歐洲休假，看了些歐洲的封建時代遺跡，大開眼界。……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接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當時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的一個顯著的觀點，是不從縱的方面看歷史，而從橫的方面看歷史。所謂從縱的方面看歷史，是著重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生成和發展，衰老和死亡。從橫的方面看歷史，是把社會分為許多類型，著重的是看各種類型的內容或特點。我這當然是一個很膚淺的理解。——《馮友蘭自述》

　　21. 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必須經過思想改造，才能為新社會服務。這是因為我們所經過的革命，是從一種社會制度變到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這和以前中國歷史中的改朝換代的變革是根本不同的。

　　22. 共產黨在過去三十年已經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成功了。我們的祖國，不但恢復了歷史上的光榮與偉大，而且還有一個更光榮更偉大的將來，等待著我們。這些成就與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是分不開的。——《我對于共產黨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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