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詩歌由夢境變為現實
張廣天是上海人，但是在北京成的名。張廣天有兩個家，一個家在上海，那兒有他的父親母親，一個家在北京，這兒有他的妻子兒子。張廣天說，只有回到上海的家的時候才是休息，而在北京的家的時候只有工作。
在音樂界、影視界、話劇界，張廣天都算得上名人。因為他在1993年的時候結集出版了一盤盒帶《張廣天現代歌曲專輯》，還做過若干的廣告音樂；因為他在1996年為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配的音樂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音樂獎，還給記不清多少部的電影、電視劇寫過音樂；因為他在2000年編排上演了舞臺劇《切·格瓦拉》引起了轟動，隨后又是如出一轍的《魯迅先生》和上周剛剛演完的《紅星美女》。
不過，張廣天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詩歌創作者。就在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彈著吉他吟唱了一首泰戈爾的敘事詩。張廣天說，他最大的目標是寫一部《漢詩學》，分為詩史、詩論、詩學三大部分。
Beats敲開了詩的心靈
就像所有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一樣，張廣天從十六七歲起開始寫詩。當時，他已經考入上海中醫學院醫療系。這意味著張廣天應該成為一名大夫。結果，一位外國人改變了他的命運。這個人就是艾倫·金斯堡。
1984年的一天，張廣天的德國女朋友告訴他：“來了一個beats。”張廣天并不知道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既然那么多外國留學生趨之若鶩，于是也跟著混進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小樓里舉辦的講座。舉辦這個講座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艾倫·金斯堡。直到現在，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80年代來過中國。因為當時國內并不真正了解“垮掉的一代”，所以不做大范圍的宣傳，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頭就扯開嗓門唱起來。
50多歲的金斯堡，一身老舊的西服，不打領帶，給人不修邊幅，卻又十分儒雅的感覺。金斯堡朗誦了詩作《母親》片段，聲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隨后還拿出他的單音手風琴和澳大利亞巖石，介紹獨特的吟唱藝術。講座后，金斯堡特意和在場的惟一一位中國詩人張廣天交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于他感興趣的中國現代詩的問題。
這次邂逅，可以說改變了張廣天的道路。他首先想到唱詩，把詩文拿來唱誦，不僅是一種檢驗，也是一種直接的鍛煉。張廣天和幾個同學組建了一個創作組，取名為“再見”。其后，又易名為“太陽同伴現代城市民謠演唱組”。忽而唱詩，忽而搖滾，又忽而民謠。由此，張廣天重新撿起少年時在父親強制下學習過的音樂，后來又學了吉他，于是他身兼詞曲作者、主音吉他、主唱。他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學習和聲學和體驗語言上，和樂隊成員一星期一次的排練交流和創作討論成為工作的中心。“太陽同伴現代城市民謠演唱組”還可以說是國內第一支搖滾樂隊。
這種“自由”的狀態，最終導致了張廣天中途輟學。但是，張廣天已經意識到“詩歌不能只停留在書面上，應該恢復詩歌吟唱的傳統。”
邊走邊唱的.行吟詩人
離開學校的張廣天顯得無所事事。大學生的那種身份，使他一直期望能夠找一份體面的工作。百無聊賴當中，張廣天下了回鄉，去了浙江的舅舅家。回上海時，他已經身無分文。盡管舅舅家徒四壁，卻還是從鄰居們那兒借了200元錢塞給張廣天。分手時，舅舅說了聲：“廣天啊，你還是做個勞動者吧。”
這句話對張廣天觸動很大。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張廣天還有自己的詩歌、自己的吉他。憑著“一技之長”，張廣天開始了行吟般的生活，從北京到四川，從貴州到云南……拿張廣天的話說“那是一種營生，一種乞討性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所謂的精英狀態。”不過，這種營生還是挺賺錢的，每天少說也有個百兒八十元的進項。
但是，這種行吟般的生活最終在昆明畫上了句號。張廣天在昆明翠湖公園的一家小酒館里賣唱，每晚的收入高達60元。一天，酒館的詩人老板對他說：“你知道我為什么收留你嗎？因為這幕景象在十幾年前我曾經夢到過。那時我在西雙版納插隊，夢見我開了酒館，還夢見一位歌手來唱歌，而且其中的一句歌詞就是你唱的‘人們不知道要喝多少酒才能一醉方休，人們不知道要醉多少回才能一無所求’。夢境難道真的能變為現實嗎？”張廣天愕然了。
原本打算走到哪兒算哪兒的張廣天決定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從音樂人到公眾詩人
當張廣天再次來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夢想已經鎖定在平民化的詩與歌。1993年，張廣天的兩盤盒帶《張廣天現代歌曲專輯》和《吟唱生涯》相繼面世。這使得他在京城音樂圈里小有名氣。但是，張廣天的一舉成名還真虧了張藝謀。
就像挑主角一樣，老謀子拍攝《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時希望找一個新人制作電影音樂。經朋友引見，張藝謀和張廣天聊了一刻鐘，決定與這位從未寫過電影音樂和交響樂的音樂人合作。憑著一種執著，張廣天邊學邊寫，每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鐘，愣是完成了全部的電影音樂。最令他想不到的就是這部電影音樂居然在戛納電影節上得了獎。但是，張廣天最大的收獲還是在音樂創作過程中，自學了音樂學院的全部課程，理論與實踐得到了實際的結合。之后，《敵后武工隊》、《離開雷鋒的日子》等影視音樂作品的創作，使張廣天的音樂達到一個完善和全面的境界。然而，張廣天并沒有因此而滿足，他要尋找一種更加詩化的音樂形式。
機會總是眷顧有心人。1997年，孟京輝打算編排一部小劇場話劇《愛情螞蟻》。于是，將音樂創作部分交給了詩友張廣天，給了他15天的創作時間。沒想到張廣天滿口答應卻沒當回事兒，帶著女朋友到杭州旅游去了。臨行前還蒙了一道孟京輝，“我準備給你寫一個驚世之作，所以在西山租了套房閉門寫作，這幾天千萬別跟我聯系。”老孟信以為真，滿心歡喜。
張廣天這一走就走了兩個星期。回到北京只有一天的工夫。他往家里一呆，兩個小時就把所有歌曲寫完了。第二天，張廣天按期來到排練場，往鋼琴前一坐，信手彈唱起來。結果連前衛的孟京輝都覺得十分古怪，簡直不可理喻。但還是尊重作者，讓演員們跟著學唱。最后，倒是張廣天頗覺過意不去，透露了實情，然后將功補過重新創作了《愛情螞蟻》的音樂。由此，張廣天意識到音樂在舞臺上的作用，從而發現了一片新天地——話劇中的音樂元素。
傳統話劇由舞臺、演員、劇本構成，張廣天提出增加音樂的成分，用音樂來講故事，構架戲劇的結構。于是，他選擇少年時的偶像切·格瓦拉進行了第一次嘗試，以清唱為主演繹了切·格瓦拉的故事，結果大獲成功。之后，《魯迅先生》、《紅星美女》相繼登場，構成了他的“紅色三部曲”。盡管張廣天在戲劇界大獲成功，但是他仍然稱自己為詩歌作者。用他的話說“詩歌是個人化流傳，如果詩歌吟唱出來就是個人走向群體。因此，在工業化時代，詩人在劇場找到寄居所。我可以躲到閣樓里寫詩，也可以坐在大街上吟唱，但我今天在劇場演出了。在這個環境里，形成一種公眾詩歌狀態，即你我皆詩人，都掌握了話語權。”
張廣天現在正在構思下一部戲劇，而且將選擇大劇場演出，吟唱更為大眾的公眾詩歌。張廣天說：“公眾化的詩是一種儀式。一個真正的公眾儀式需要集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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