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現代文學理論有著極為龐大的體系，它出現于二戰前后，對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也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雖然，西方后現代文學中理論駁雜，但能夠對女性詩歌產生巨大影響的，卻是以下幾個方面:即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微觀的政治欲望理論，以及法國思想家們為首的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理論。在這些思想中，所謂解構主義，就是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理論，以語言文字秩序作為發展籌碼，著重于對現實中的所有二元對立理論提出批評。他認為先驗的本源和意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無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他認為:所謂真理，其實并非得到結果，本質和絕對無法共存，故而普遍主義是一種虛幻的思想。也就是說，現實中的世界只能在話語運動中無限分解、重復，這也與禪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戲論可謂不謀而合。這樣一種分解與重合的循環，就是德里達論述中“散播”的形成過程，他強調人應抗拒一些外界的強加束縛，從而生成一種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這樣一種思想基礎，也為消除男女間的對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礎。
一、德里達結構主義對女性詩歌發展的影響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思想認為，男女之間會出現對立現象其實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種方面，在等級中，傳統思想會特意將男子置于等級中的優先地位，而將女性放在從屬的劣等地位。而后現代理論則反對二元對立的觀點，倡導一種相對平等的理論，這也就與女性主義產生了一定的共鳴。后現代理論對多元性、差異性和邊緣性都有著著重的強調，這就同時也為長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邊緣的女性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觀的聲音。同時，它的出現也為女性爭取自身的話語權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達的理論進入我國之后，女性主義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發展，同時也為當代女性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新的活力。
對我國現代文學而言，具有標志性的女性詩歌大多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詩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種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誰》《主體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對德里達解構主義的實踐性表述，從其描寫的內容和方式來看，這些詩歌也就是對結構理論最完美的演繹。女性詩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這一階段中，女性詩歌逐漸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響，得到了新的發展和啟迪，在這一過程中，女性詩歌的創作主題由最初的意識覺醒慢慢轉向為對性別意識的淡化和消融。在這個時期，女性詩歌創作不再一味地倡導性別意識的抗爭，而是主張淡化性別意識，寫作風格也由開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轉向平和，她們試圖于消解性別的意識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同時將其逐步轉向為無性別的寫作。從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組詩》中用喚醒女性“自我意識”的方式描寫道:“今晚所有的光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塊殖民地/久久停留/憂郁從你的身體內/滲出/帶著細膩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詩人張曄在著作中曾這樣寫道:“白晝和黑夜不過是一種秩序/形狀不同，之間沒有玻璃/世間的萬事萬物是一個整體/創造的輪子是沒有性別的，只有無窮無盡的生命痕轍。”這樣的區別已明顯說明了女性詩歌創作已經由最初的強調女性自我意識的寫作進化到了模糊意識形態的寫作，這樣的一種做法不得不說是一種成熟和進步。同時，這也證明了女性意識在性別差異認同上的進化和成熟。
二、軀體修辭學對女性詩歌發展的影響
除了德里達的理論，埃萊娜·西蘇的軀體修辭學對女性詩歌創作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論，為女性寫作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概述。在她的認知中，軀體是個人所特有的一種結構，也正是因為軀體的存在，個體才有了一個確鑿的、可以為人所感知的實體。個體由人自身所創造，其認知感覺也應由個人獨享。但是，如果個我的軀體進入了公共的領域，那么它就不再是個人的私有領地，而是變成了社會形象的一部分。此時，軀體將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識從而架構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詩歌創作時需要注意的基礎和根本，這也就是“軀體修辭學”所要強調的過程。埃萊娜的軀體修辭學實際上是強調:以自己作為創作的藍本之一，以特定的主體進行寫作，同時，使“獨立自主”的個我得到展示的風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軀體修辭學的創立，創作者也有了多樣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在當今社會中的女性寫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軀體修辭學的表述，將軀體修辭學的理論在詩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實踐。無論是伊蕾的“紅瑪瑙，在我的胸前/象一顆紅豆成熟了/我的胸脯散發著樹脂的芳香/”，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組詩》，“月亮象一團光潔芬芳的肉體/酣睡/發出誘人的氣息/”“怎樣的喧囂堆積我的身體”，其實質都是以自己為藍本進行詩歌寫作，即便在如今看來許多觀點也顯得頗為大膽，但這也確實是女性個人主義的寫作方式在實踐中的徹底流露，可以說，正是由于埃萊娜軀體修辭學的影響，才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創作的'頂峰。
三、福柯的后現代理論的影響
對于后現代理論而言，福柯無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繼承了后現代理論的反啟蒙傳統，否認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間具有平等的關系，他認為當今時代下知識形態和現代權力結構互為一體，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形態。同時，福柯對現代理性和知識形式進行了相當的反思和批評。他認為社會制度等表面上看來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實際上卻是歷史社會建設的必然產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類的枷鎖，通過微觀政治對社會化的現象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人應該脫去傳統的塵封枷鎖，創作出新的主題形式和新價值體系。正是由于福柯對傳統的嚴重蔑視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對傳統話語的顛覆。正是由于其顛覆性，于是也為女性詩歌的創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福柯身體政治的理論也為女性的身體寫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種。于是，在福柯的影響下，女性詩歌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亞平的《主婦》，其中就體現了對女性傳統地位的不滿和抗爭，“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該我繞著鍋邊轉”此句，更是對女性傳統身份的否決，體現了女性主義的初步覺醒。
著名作家唐亞平曾經將女性身體的詩學以“懷腹詩學”作為概括，她在文中說“女性本來就是一種歸宿”，她認為女性能夠喚起詩學的存在感，語言和詩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了詩學的世界。這也是明確的表述了身體和詩歌的關系，而這樣的觀點大體也可以是對八九十年代女性詩歌創作思想的一種總結和概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實踐上，后現代文學理論對女性詩歌的創作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后現代的文學理論，直接促成了女性詩歌理論的發展和轉型，同時也為她們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性的基礎。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學流派的出現和發展，更是在社會發展和進步中，女性意識所產生的直接的覺醒，并在實踐中得以發展和體現。
四、總結
作為一種特定時代下的文學理論，西方后現代文學理論的出現，對西方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有著不可磨滅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僅僅只存在于理論的層面，更是對詩人的創作過程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這種文學理論引導文學實踐的例子并不少見，詩人的寫作總是以基礎性的思想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無意識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學的創作煥發出無限的活力，也正是這樣一個特定的大范圍的影響，才使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詩歌創作出現了大范圍的發展。從80年代到90年代，這十幾年的時間也是女性詩歌發展的輝煌時期。尤其是90年代，在無性別寫作的發展下，女性寫作也進步到了更輝煌的時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瓚、宋東游、馬蘭等人，較之于80年代轟轟烈烈的強調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寫作運動，90年代的女性寫作無疑弱化了許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寫作的真正成熟的時期，而它對社會、思想和女性意識所帶來的沖擊，哪怕時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發展.因此，西方后現代關于文化的理論思潮，給我國當代的女性在詩歌的創作上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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