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報修鮑昌寶博士的“中國新詩研究”課時，盡管是明顯的一廂情愿，但在后來的接觸中，我暗自慶幸自己當初選擇的正確性，甚至想站在世界的制高點上大喊，選吧，朋友們，沒有什么課比這更精彩的了！當然，這并不帶著一丁點的煽情色彩。

　　我們生存在一個“破碎的時代”，物質的橫行以及人的自由的不斷喪失，人的靈魂不斷地被切割，人的精神不斷地流亡。而當代的大部分詩人將寫作深入到抗衛詩歌尊嚴的腹地，盡管避免不了流淚、傷痛以及永無休止的戰爭，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詩歌日益趨向邊緣化的狀況，為詩歌找回了最后的尊嚴。而鮑博士的詩歌研究課堂正是以解構詩歌、重新塑造詩歌精神，理解人的生存狀態、社會和生命的意義，為找回詩歌的最后尊嚴提供了可能的滋生環境。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塊屬于詩歌的領地，“每個生命都有詩的渴望”。詩歌表現的是情緒本身，每個人只要有情感，就渴望詩意的生活，渴望向世界說出自己內心的喜悅、憂傷和憤怒，于是便誕生了一種處于朦朧狀態的詩歌，這種詩歌也是真實地反映個人內心的某個世界的。為了更好地傳承詩歌的核心精神，就要求詩人們應該有一定的“文學抱負”。秘魯小說家略薩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書中提到：“獻身文學的抱負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當世俗的成功充斥著世界的每個角落時，在世人看來，詩人們對于詩歌領地的固守就顯得多么的孤獨與可笑。但又恰恰是這樣的一種“文學抱負”，使詩人們總是試圖從現有的破舊的秩序中走出，去尋找新的創作精神，去找回詩歌的最后尊嚴。

　　對于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矛盾對立關系，鮑博士給我們講了戴望舒、羅門、江非等詩人以雙重身份在詩歌王國里流浪的狀態。他在分析臺灣詩人羅門的獨立的詩歌體系時就說到，傳統的田園山水式的生存環境是第一自然，平靜、和諧、單純的生命形式是它的體現，它是以人類物質的貧乏和人的不自覺為前提的。“當工業化商品化大生產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化時，人類便以都市型的生存環境為第二自然。人類于是和第一自然疏遠了，它以動亂、緊張、復雜和焦慮為生命的基調。”在第一自然中，盡管物質貧乏，但我們更容易形成獨立的超脫的個性特質。而在第二自然中，由于都市對個體意識和物質生活的肯定，“生命的豐富性、戲劇性和多元性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代詩人只有通過對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觀察、體認、感受經過心靈的轉化、升華和重組而形成具有超越性和充滿了美感的更為真實與廣闊的第三自然。這與羅門在《我的詩觀與創造歷程》中所說的：“在我看來，它已成為一切完美事件的鏡子，并成為那絕對與高超的力量，幫助我們回到純粹生命的領地。”是多么的吻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