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題，而是我幾十年來一直思索的命題。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現在，我仍為那“著名”人物的行為所困擾，一直找不到答案。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沒能記住他的名字，因為根本就沒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只記得他有一個不俗的外號——“崔大先生”，也有一個不雅的外號——“崔大吭哧”。

　　我認識“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時我任公社農業助理。一連幾天的低溫之后，公社黨委崔書記有些著急，他要我陪他去飲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莊稼的成色，來到了西孟家。當從國堤上下來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時候，崔書記指著兩間低矮的草房對我說：“這住著一位‘大先生’。走，咱們到‘大先生’這看看，跟他嘮嘮今年的災情。”崔書記一向是我敬仰的長者，是位有知識有修養的老教員。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類的話，讓我一頭霧水。

　　跟著崔書記走進低矮的茅草房，只見里屋炕上坐著一位能有六十多歲的老者，這老者長得瘦小，只有一顆長長的門牙與“大”字沾邊。不用崔書記介紹，我知道他就是崔書記要拜訪的“大先生”。大先生與崔書記很熟，他們很快攀談起來。“崔大先生”拿來他觀測到的星象圖來給崔書記和我講，他講的頭頭是道，這更讓我不知他的深淺。最后，他告訴崔書記：“今年是個大豐收年，歷史上沒有。明年是個災年，歷史上也少有。”崔書記一聽明年是災年，不無擔心地問道：“明年是什么災？”“崔大先生”斷斷續續地回答道：“什么災說不準，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來。”

　　“崔大先生”的話我不信。但后來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崔大先生”的預測一點都沒錯。一九八三年大豐收，包產到戶來個開門紅；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糧食大減產。從此我對“崔大先生”關注起來，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