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要體會什么是沮喪，你就在春節前后到北京或廣州的火車站去看看。一張張愴惶的臉在人群中涌動。你這時才知道了一個民族的傷口在哪里。”剛分到國家計生委的研究生小M對幾位作家這樣描述。他工作的國家計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國少生了5個億，這個數字推遲了災難降臨中國大陸。但他們要忍受很多來自國際上的譴責以及國內的不理解、甚至基層工作人員被暴力侵害。而且這個單位一直被忽視……

　　人口災難是否會降臨，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未來一個世紀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比環境、腐敗、經濟、教育更嚴峻)是人口問題。

　　大陸老農窮貧到極點卻不忘生孩子。“你猜我們家的保姆家里有幾個小孩，你保準猜不著，她兄弟姐妹9個。”女作家項小米對我嘆道：“太可怕了!他們陜西那什么縣，普遍如此，都是七八個孩子。沒活干，沒田種，樹全砍禿了，地慢慢變成沙漠，這些人要吃飯，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臟亂差，犯罪率激升。就沖這我也要把我女兒送到美國……”

　　記者在近一兩年中發現，這種一家生五六個、七八個的現象在大陸許多地方相當普遍。計劃生育的國策，各地執行是很彈性的，有的地方甚至變成干部斂錢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嗎?拿錢來。

　　實際上，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成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島的一塊招牌。

　　記者幾年前到國家貧困縣山西大寧采訪扶貧款被貪污案時，曾到一個家徒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訪，這家主人，一個四五十歲的低矮老農，連遭不幸，不僅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領扶貧款，卻分文沒給他，最小的男孩子還被山草中的蛇咬傷，性命垂危。當我們走進他山坳中的窯洞時，他哭了起來，我們力所能及地給了他一點資助，他撲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當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時，我們幾個人都大吃一驚，八個。

　　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多年來計劃生育大好形勢的宣傳，使我們覺得農村最多能生兩個，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毀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個孩子。

　　而八個是什么數字?那是比1949年前還多的一個數字。也可能這些家庭比起1949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夠吃了但質量沒好多少，但抗生素等類藥品的普及確實使死嬰現象少多了。1949年以前，一個農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終成活的只有一半強。所以雖然現在有計劃生育的約束，農村人口還是猛增。

　　記者到陜西靖邊采訪時，發現那里的農民雖然被各種雜稅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艱難，同樣也生很多孩子。一個家庭有四五個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數量最少的。

　　一位女記者在山西大寧縣一個很窮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訪時，發現那里農民平均六個孩子。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告訴她，她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有人指著另一個紅衣女孩說：“這孩子的父親弟兄三個，每個都有六個孩子。”女記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幾乎沒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個男孩。

　　在連吃水都困難的地方，卻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們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大地更加貧困和病態。

　　貧窮、愚昧、受欺壓，生孩子，這四者是緊密相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