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光明觀察”(時事熱評)

　　1.文學翻譯不能總靠市場討生活

　　鄧海建

　　這些年，有關文學翻譯稿費過低的討論，多次見諸報端。“過去翻譯一本書的稿費都可以在北京買到一個四合院，但是現在買一個廁所的角落都不夠。”類似說法，也廣為傳播。近日，翻譯家許淵沖獲得國家翻譯界最高獎項之一“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在眾多報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當下文學翻譯稿費過低的現狀，引發公眾共鳴。(8月31日《華西都市報》)

　　在中國，文學基本還在頭疼于“向死而生”的議題，就算沒有“千字20-80元”的標準佐證，文學翻譯的日子，自然也好過不到哪兒去。8月初，在柏林舉行的第20屆世界翻譯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文學翻譯家許淵沖榮獲國際翻譯家聯盟2014“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成為該獎項1999年設立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然而，在老翻譯家名至實歸的背后，卻是國內文學翻譯人才斷層、數量寥落的現實身影。

　　翻譯很火，譬如同聲傳譯，而文學翻譯卻門庭冷落。冷落的原因，無非是文學翻譯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兒。“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學翻譯的重要性。歷史而言，自19世紀啟蒙思想家嚴復將《天演論》譯成中文，諸多文學翻譯領域的先行者，憑借個人稟賦與志趣持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啟民智、傳西學，裨益社會，滋養性靈。對內而言，沒有應時而生的譯著，恐怕就沒有一代又一代文學大師，譬如果戈里之于魯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葉君健等。對外而言，沒有傳情達意的譯著，中國文學就不可能驕傲地“走出去”。事實上，自2012年10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度就不斷提高，不少評論家認為，莫言獲獎，英文譯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譯者陳安娜功不可沒。

　　“不叫座”的意思，無非是說翻譯工作的詩意，往往被匱乏的物質回報所消弭殆盡。結果就是三種亂象：一是為了混溫飽而搶時間。當初，傅雷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時間，每天翻譯800字，推敲斟酌，方為精品。如今，暢銷小說《紙牌屋》的譯者何雨珈卻直言，“現在,一本幾十萬字的外文小說，翻譯周期通常在4—8個月，算下來平均每天要翻譯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層層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將文本外包給翻譯公司，翻譯公司網上“懸賞”轉包給做兼職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又將部分文本外包給朋友或學弟學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讀到的譯著有可能是翻譯自外國語學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業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將26部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按叢書翻譯出版，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種國家的語言，竟是由 “一人帶隊組團”翻譯，事后證實，其翻譯手段無非是“狂抄書”加“嫁接術”。

　　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隨后是近乎完全脫離原文內容與形式的譯作，貌不合而神更離地表演著中文的“博大精深”。喬布斯的情書、莎士比亞的十四行等無一幸免。文學翻譯基本的“信雅達”，也淪為一種無邊無際的玩笑。這就是被解構與市場化之后的文學翻譯現狀。可是，“中國故事”要講好，文化互通要盡少損耗，文學翻譯該怎么走呢?有一點是肯定的，連中國樓市都在宏調下走了十多年，文學翻譯總不能丟給市場就不管不問。口惠實至，行政幫扶，中國的文學翻譯才能平穩度過干涸期。

　　2.對市委書記撿垃圾當不妨“冷眼觀之”

　　堂吉偉德

　　據江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戶@橙子loveyou稱，昨日上午10點左右和小伙伴們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書記劉捷，當時劉捷正在清撿路旁的垃圾。該網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喚小伙伴們都到毓秀山求偶遇!市委書記當起了志愿者，你會點贊嗎?(8月31日《新京報》)

　　市委書記當志愿者，若是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環境中，這本不足為奇。然而若在官本位國家，這卻是一件稀奇之事。因為真實的情況是，官員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難有地氣的機會，以至于官員下班后像常人那樣去逛逛路，也會在第二天成為“頭條新聞”，并上升到“某某領導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原本的人之常態，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與地位屬性，為官者還是為民者之間，天然存在一條價值鴻溝。

　　割裂的認識之下，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僅對官員的行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斷習慣。彼此都認為，為官者就應有為官者的架子，官員深居簡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經地義，其他人對此也高度認可。正是這樣的長期習慣形成，使得整個社會都缺乏一種平等的觀念，平和的心態，作為正常人的基本表現，卻因為固有的偏見而成為罕事。

　　在國外，國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購物，或者送孩子讀書，或者在馬路上當志愿者，并沒有引起驚嘆和尖叫。究其原因在于其國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權利平等的意識。不管你職位再高，權力再大，首先你是一個普通的人，也擁有你普通人的應有權利，因而你當志愿者也好，作義工也罷，都是一個人自由的選擇。就像那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價值和權利標準，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領導”引發輿論圍觀，以及褒之過度。

　　離開了平等和常態的前提，那么對于“偶遇領導”就會出現輿論的兩極分化，要么是遇官則疑，要么就是褒之過度，卻鮮有人“冷眼觀之”，無論是真實踐也好，還是假作秀也罷，把官員與他身邊的人等同起來，不強調身份，也不附帶級別，將其視為一個普通而具有正常權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沖和的心態，也會讓輿論不過于大驚小怪，讓自己和為官者都感到不適應。確切的說，市委書記撿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見，并非官員群體單方面的錯，社會普通一員都應進行自我反思。

　　有人說，“偶遇官員”成為常態，才不會有作秀的質疑。其實反過來，對官員的行為從常人的角度去理解，從權利自由的層次，既不過度贊揚，也不輕易貶損，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態度“冷眼觀之”，才能構建一個理性而寬容的社會，也才能培植和引導正常的價值標準。如此，官場倫理和是非判斷才不會被情緒化所左右。因而，當我們再次面對“市委書記當起了志愿者，你會點贊嗎”這個問題時，真正的答案應當是，既不點贊也不質疑，而只是平常視之。因為此時的市委書記跟常人并無二異。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權，不媚富，或許對“偶遇官員”才會少一些糾結而多一些平和。要給官員去魅，關鍵在于整個社會還得減少權力崇拜和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