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向來認為，但凡好的寫作者，都有一個不得不寫的理由。或是“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志”，或是筆來鞭辟黑暗。前者如司馬遷，后者如魯迅，他們皆想在死處搏一個生機出來。

　　司馬氏之名，千百年來被人們贊于口，仰于心，借的是什么？當是那部“史家絕唱，無韻離騷”，除此之外，別無答案。想想看，司馬一氏至遷止，史官的名位早已葬在了黃昏后，空留一個閑職與一把毫無主見的筆桿。到了因言獲罪，辱于宮刑的地步，司馬遷可以說是心傷形敗，毫無希望可言，雖生實死了。然而絕處逢生，就在那陡然的一轉。司馬遷好似丟了一切，可終究沒有丟失他士大夫的氣節，沒有丟下一個文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史記》的存在，給了司馬遷一個活于當世的理由，一個彰于后世的憑證。如果沒有那只筆，沒有寫作，司馬遷也只是司馬遷，一個無望的瀕死者罷了。所以，說寫作延續了司馬遷的生命，是可以的；說，寫作賦予了司馬遷生命，也是可以的。

　　而魯迅則在愚昧的脊背，用筆劃了一道口子，欲為中國國民搏出一線生機。“真的猛士”者，不僅是贊美，更是一種警示。魯迅棄醫從文，不就是發現了醫可以醫“生”，卻沒有醫“死”的力量。醫“死”者，唯寫而已。所以“猛±”者，是從精神上給以沖擊，從而使其煥發生機。重病還需猛藥。

　　自古而今，“寫”就如負棟之柱，支撐著苦難者，如洪鐘大宇，警醒著衰迷者。向寫而生，是自贖之道，是救世之道，是從心靈上尋覓出路，是絕處逢生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