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初，杭州大學《語文戰線》雜志社舉辦過一個小型的“西湖筆會”，與會者有劉國正、章熊、顧黃初、歐陽代娜、陳鐘梁、范守綱、林偉彤、陸鑒三等語文教育界的名流，東道主是《語文戰線》主編張春林君。我也有幸叨陪末座。筆會的主題是探討語文教學的現狀和未來。人數既少，兼以志同道合，筆會的氣氛始終是愉快而融洽的。

　　當時的西子湖畔，正是早春季節，偶或還有春寒料峭的天氣，但蘇堤上的垂柳已經吐出新芽，碧桃似乎也已小蕾深藏數點紅，孕育著無限生機。這多么像80年代初的語文教壇：改革的春風已經微微吹拂，不少改革的先行者正在進行著多方面的嘗試和探索。人們似乎已經聽到了“語文教學的春天”日漸臨近的腳步聲。但是眼前，畢竟春意還不太濃，要看到一個百花爛漫的“艷陽春”，還需要等待一些時日。西湖筆會在這樣的早春時節，在這樣的西子湖畔召開，確實引起了與會者許多聯想，也平添了幾許談興。

　　隨著討論的進展，大家的興趣最后集中到語文課堂教學的改革上來。為避免空談，又覺得應該作一點實實在在的嘗試。于是決定從與會者里推出一人，借班上一次“嘗試課”。教哪一類課文呢?大家又認為首先要瞄準語文教改的“死角”開火，于是想到了文言文。多少年一貫的“串講”模式，在文言文教學中業已根深蒂固，不可動搖，似乎教文言文就得這樣，舍此別無他途。大家希望“嘗試課”教出一點新意，一改這種窒息學生性靈的刻板教法。這可是一件不太好干的活兒，由誰來承擔呢?與會者中不乏教學的高手，事實上誰干都行，但張春林君提議：“這件事就交給錢老師，怎樣?”一言既出，大家不便反對，于是在一片“同意”聲中，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對文言文教學，我本有自己的主見，對普遍流行的“字字落實，句句對譯”的傳統教法，素懷“叛逆”之心，并曾為此作過長期的探索。因此，什么客套話都沒有說，就欣然表示“愿意一試”了。當時定下的試教課文是《愚公移山》。事后春林對我說，當時定下這篇課文，他是有些擔心的，怕我“創新”得太離譜，比如誘導學生去批判愚公“缺乏科學頭腦”，稱贊智叟是“智力型人才”，或提出“移山不如搬家”之類的見解，因為當時正有一些同志在報刊上鼓吹這類時髦的“新”思想。聽課以后他放了心。因為我不僅沒有否定愚公精神，沒有削弱這篇傳統課文固有的教育功能，而且把“文”和“道”交融得那樣自然熨貼。他認為，傳統課文被教出了新意，決定在《語文戰線》發表這兩堂課的全部教學實錄，把它作為這次“西湖筆會”的實績之一，也作為一份向全國語文教育界發出的“改革宣言”。

　　其實《愚公移山》這樣教，在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教所有的文言文，用的都是這種教法。早在1979年下半年，上海市郊區重點中學校長現場會在我任職的嘉定二中召開，全校老師都向校長們開了課，我教的就是《愚公移山》這一課，用的就是這樣的教法。這堂課使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遍語文教師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并終于使我在1980年初評上了特級教師。因此，現在重教這篇課文，自然輕車熟路。不巧的是，當時正患感冒，嗓音嚴重嘶啞，到上課的前一天，幾乎發不出聲，守綱陪我到浙醫大附屬醫院求醫，他讓我冒充杭州大學請來講學的“教授”，才得到了一位已經不看門診的著名醫學教授的親診，而這位教授開出的藥方，又是一種叫什么“散”的名貴中成藥，醫院里沒有，守綱陪我跑了好幾家中藥房，才總算在一家已經打烊的藥店里買到，時間己是下午6點多了。而第二天一早就要上課，真正可用于備課的時間，只有晚飯以后到入睡之前的那一小段空隙。好在我已不需要備課，否則真不知道第二天的嘗試課會上成個什么樣呢。

　　當時我擔心的倒不是自己怎樣教，而是學生能否適應我這種“不串講”的反傳統教法。因為《愚公移山》是初二的教材，而其時初二的學生已經學過這篇課文，因此只能借一個初一的班級。為這次教學提供班級的學軍中學雖說是重點中學，但畢竟學生是初一的，他們入學以來只讀過少量的文言文，他們能適應我的教法嗎?

　　那天上課，為了保持常態的教學環境，聽課者除了參加筆會的幾位外，只吸收了少量當地和本校的教師。上課之前，因學生尚未看過課文，我稍作指導后先給20分鐘時間讓學生自讀。后來的事實證明，當學生的興趣被激發的時候，他們釋放的潛在能量，比我們估計的要高得多。

　　“老愚公多大年紀了?九十歲還是九十不到?”

　　“參加移山的總共幾個人?”

　　“愚公妻和智叟講的話差不多，兩人對待移山的態度一樣嗎?”

　　“愚公到底笨不笨?”

　　一個個有趣的話題激起了學生“投入”的熱情。

　　“那個京城氏的七八歲的孩子也去移山，他的爸爸能讓他去嗎?”當學生一時不能回答、隨即恍然大悟地叫起來“那孩子沒有爸爸！”的時候，他們簡直樂開了懷：想不到一向認為枯燥的文言文，居然可以學得這樣開心!

　　始終在一旁聽課的劉國正先生后來在一篇文章里回憶說：“記得我在杭州聽夢龍教《愚公移山》的時候，情不自禁地進入了‘角色’，同學生一起時而深思，時而朗笑，忘記了自己是聽課者。其他聽課的老師也有類似的感受。”

　　這次“嘗試”的結果，雖非完全出乎意料，但畢竟有些喜出望外。因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借班上課，也是第一次在一個陌生的班級中驗證我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次意義不同尋常的“嘗試”。這次雙重意義的“嘗試”，使我獲得了某種新的啟示，再看西子湖畔的早春風光，似乎悟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東西，卻又一時說不清楚——只覺得我正在思考、探索著的某種教學理念，蘊涵著一股強大伯生命力。什么理念?

　　我不知道。既然說不清、道不明，就只能借詩的語言來表達一點朦朧的感覺：

　　二月東風似女郎，

　　飛紅點翠寫春光。

　　料應難染參差柳，

　　先試新梢幾縷黃。

　　遙看蘇堤上的早春楊柳，只是淡黃一抹，盡管參差“難染”，但終究會隨著艷陽春的到來而垂下萬條綠絲絳的。

　　“西湖筆會”以后，黃初以“江南春”的筆名在《語文戰線》發表文章，介紹筆會盛況，文章標題就是《先試新梢幾縷黃》。莫不是我的拙劣的詩句也喚起了黃初同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