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劉勰《知音》中的這兩個名句，我很欣賞。就交朋友來說，也確有這種情況。有的人，與之交往，但他并不能進入你的精神境界；有的人，生平未得一面，卻永遠地記住他！

　　我對朱自清先生，就屬于后一種情況。朱先生是“五四”時代的老作家，我青年時代就讀過他的《背影》、《荷塘月色》，心向往之。他和我尊敬而又親近的前輩相交甚厚，象葉圣陶、鄭振鐸、聞一多、王統照諸位先生。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選》，是我經常翻閱的一本詩選。他心胸寬闊，評選公允，片言只語，決非隨意出之，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也可看出他的為人。一九五六年，我編選了本《中國新詩選》，接觸了朱先生的不少詩作，選入了《送韓伯畫往俄國》、《贈 A·S》、《小艙中的現代》。從前二首中，可以看出他向往革命的進步思想；后一首寫出了“窒息著似的現代”。詩句樸素近口語，不見雕琢的痕跡，自自然然，如行云流水。給我的印象很深，至今不泯。

　　四十年代，我從戰地到了山城霧重慶，住在近郊歌樂山一家農舍里。一九四五年前后，從報刊消息中，知道了聞一多先生思想大進，走出書齋，呼號奮發，成為青年運動的導師。我興奮極了，寫信去，他回信來。情感交流，兩心相通。有一件事，惹起我很大的驚異：聞先生忽然大大稱贊起田間來了，稱他為“擂鼓的詩人”。說實在的，我還有點想不通。但我知道聞先生的性格：只要他認定這是對的，他可以否定自己肯定過的東西。當年，我確是在對新詩的看法上，落在聞先生后邊了。聞先生欣賞田間，是有個過程的。首先是朱自清先生看好了田間的詩，然后把它介紹給聞先生的。聞先生初看之后，心想：“這是詩嗎？”他一再琢磨、思考，最后說：這是新時代的詩。這件事，使我精神上相當震動。我個人，還照自己的詩路走下去，沒有大改變；但朱聞二先生，對新詩的觀念已經更新了。思想上，感情上，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上，已成為新型的了。因此，我欽佩聞先生，也同樣欽佩朱先生。他們的形象高高并立在我的心頭上。他們兩位，都是：學術家，大詩翁，年相約，道正同，革命路上攜手行。

　　抗戰勝利第二年，我到上海，主編了一個刊物《文訊》。為了約稿，開始給朱先生寫信。他應邀寫來了《論百讀不厭》和《今天的詩》兩篇文章，前后給我來了四封信。遺憾的是，這幾封我十分珍視的信件，十年浩劫中，和其它我珍藏了多年的師友們的大批函件一道，被我忍心地、痛心地付之一炬了！故舊的手澤，化為云煙。其中有郭沫若、茅盾、葉圣陶、老舍、王統照、洪深、鄭振鐸……許多位我尊重的前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