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xiàn)。他辦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最足以表現(xiàn)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馬湖的春暉中學，那時校長是已故的經子淵先生(亨頤)。但是他似乎將學校的事全交給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chuàng)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huán)境，讓他們按著個性自由發(fā)展。學校成立了兩年，也去教書，剛一到就感到一種平靜親和的氛圍氣，是別的學校沒有的。我讀了他們的校刊，覺得特別親切有味，也跟別的校刊大不同。

　　我教著書，看出學生對文學和藝術的欣賞力和表現(xiàn)力都比別的同級的學校高得多。但是理想主義的夏先生終于碰著實際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長經先生意見越來越差異，跟他的至親在學校任主要職務的意見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關系上還保持著對他們的友誼和親誼;一面在學校政策上卻堅執(zhí)著他的主張，他的理論，不妥協(xié)，不讓步。他不用強力，只是不合作;終于他和一些朋友都離開了春暉中學。朋友中匡互生等幾位先生便到上海創(chuàng)辦立達學園;可是夏先生對辦學校從此灰心了。但他對教育事業(yè)并不灰心，這是他安身立命之處;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創(chuàng)辦開明書店，創(chuàng)辦《中學生雜志》，寫作他所專長的國文科的指導書籍。《中學生雜志》和他的書的影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終獻身于教育，獻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

　　他原是學工的，他對于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也許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響。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同事，校長就是經子淵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實踐感化教育，的確收了效果;我從受過他們的教的人可以親切的看出。后來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師。夏先生和我說過，那時他也認真的考慮過出家。他雖然到底沒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師的感動極大，他簡直信仰弘一師。自然他對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儀式上。他是熱情的人，他讀《的教育》，曾經流了好多淚。他翻譯這本書，是抱著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yè)的態(tài)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他的態(tài)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