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于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里，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么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么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著;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于吃著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著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著有這么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著不會有這么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后世還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于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哪兒發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