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我國著名的散文家。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朱自清的1927，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朱自清的1927

　　1927年，朱自清29歲了。他已經不是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手舉旗幟，高喊口號的那個激情滿腹的北大學生了。那時，他渴望在風雨沉沉的夜里，用自造的光明，照亮荒郊野路。波瀾洶涌的心，深深地含著縷縷微溫。甚至就在兩年前，“五卅”慘案爆發后，他還以戰斗的姿態，怒吼著：“血是紅的，血是紅的!”似乎那奔突的血也在他的身上沸騰。

　　然而，隨著年輪的飛轉，這一切竟如江南黃梅時節的滿城風絮，漸漸散去了。他心頭充溢的是血，是淚，是死亡，是悲苦，是一年前3月18日，執政府門前那哀戚的一幕。警笛一響，便是幾排槍聲。他茫然地跟著人群奔逃，手臂與馬褂上都染滿了鮮血。

　　在軍焰熏天的年代，他終于明了書生議政，像老鼠磨牙那樣，只是徒然。29歲是個不再耽于夢想的年齡，什么薔薇色、玫瑰色的夢都變成了灰白色沉甸甸的現實。作為日漸敗落的大家庭的長子，作為四個孩子的父親，他肩頭擔子之重可想而知。兩年前，他來到清華大學部中文系教書，考慮到北京米珠薪桂，沒敢拖家帶口，加上生活圈子狹小，一個人真是嘗盡了寂寞的滋味。某天，他著實百無聊賴，就隨便找家小飯館，在臨街的方桌前坐定，點了碟苜蓿肉，兩張家常餅，二兩白玫瑰。還沒怎么喝就有點醉了，信手摸出紙筆，伏案寫了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兒是山鄉水鄉!那兒是醉鄉夢鄉!五年來的彷徨，羽毛般的飛揚!”除了追懷飛揚的過去，他還在惦記著自己的妻兒。

　　早些年，朱自清在杭州一師任教，月薪70元，大半給了家里，但仍不順父親還有庶母的心意。妻兒在家自然備受冷眼。后來他回鄉當揚州八中教務主任，薪水竟被直接送到家里。這些經濟糾葛，讓他身心俱疲，經常寫信向好友俞平伯大倒苦水：“暑假在家，和種種鐵顏的事實接觸之后，更覺頹廢下去，于是便決定我的剎那主義。”他渴望從生命每一剎那中獲得一點精神的安慰，以求瞬間的解脫。

　　1927年的年初，朱自清終于把妻子跟兩個孩子接到清華園。雖還算不上合家團聚，但暖意與溫情畢竟是有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還記得三年前冬天在臺州，那時家里還只是四口人，朱自清上街回來，樓下廚房的大方窗開著，并排挨著母子三人，三張臉都帶著天真的微笑對著他。那一刻，朱自清就覺得“似乎臺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

　　家人的到來給清華園古月堂增添了活力，清流淺溪邊多了孩子們的笑聲，連荷池的樹影也像殘夢那般依人。朱自清在授課的閑暇，把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舊詩詞方面。然而，這樣的安定沒有持續多久，他的心緒就被4月12日黃浦江畔的槍聲所擾亂。血腥氣，他不是沒有聞過，但這次屠殺又讓他感到戰栗，感到渺小。紅袖添香，兒女繞膝的人間清福終究是不容易享的。仿佛海子的詩里所說的那樣“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失去的早已失去”。

　　同事很真誠地勸朱自清加入國某黨：“將來若離開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這使他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最終都是要“革自己的命”。在5月的一個下午，他佇立窗前，暗自心驚，難道天已入秋了嗎?半庭黃葉，陣陣啼鴉。霎時，他涌起一種不知歸程的“惶惶然”。

　　這種“惶惶然”，平息又浮起，攪鬧得朱自清一直到了暑假。想起父親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想起父親不讓自己進家門的冷眼，到底要不要回趟揚州，一時間竟沒了主意。一天晚上，他來到日日走過的荷塘。淡淡的荷香，淡淡的月光，使他完全沉浸在這個溫馨而朦朧的世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德國哲人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對朱自清來說，這荷香月色就是他對詩意的追尋。戴罪黃州的東坡把赤壁的明月含在眼里，開始了他精神的突圍。壯年殘疾的史鐵生從廢棄的古園中，發現了生命的美麗。在追尋詩意的路上，他們都沒有止步，都渴望做一個生活的強者。

　　“荷塘月色”營造的片刻寧靜，雖無法讓朱自清獲得永遠的解脫，但一顆平常心倒是能夠打開名利鎖。既然十字街頭的吶喊，不適合自己，那就到象牙塔里開始心靈的跋涉吧!

　　1927年，朱自清一扭身躲進書齋，管他眾生相如何，他決計要把生命投入到文化傳承之中。即便后來烽火連天、關河亂影，他也沒有一絲一毫的懈怠。搜討、考辨、闡釋，哪怕是亮出點微光，也總算給后來者提供了許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