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歐陽舍人書》是宋代文學(xué)家曾鞏寫給其師歐陽修的一封感謝信，文章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fā)“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dá)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jié)構(gòu)謹(jǐn)嚴(yán)，起承轉(zhuǎn)合自然。

　　寄歐陽舍人書(節(jié)選)

　　曾 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fù)觀誦，感與慚并。

　　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yán)。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jì)，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dá)識、義烈節(jié)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yáng)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wù)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shí)。后之作銘者，當(dāng)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shí)指，有實(shí)大于名，有名侈于實(shí)。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作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