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文多用排比，氣勢磅礴，汪洋恣肆，極具感染力。但中國文化中形式邏輯不發達的缺陷在其文中仍有所體現，這不免影響了他所闡述的道理的說服力。今即就其傳世名文《魚我所欲也》試作分析。

　　依我看來，《魚》文闡述了關于人生價值的兩種取舍：“生”和“義”、“利”和“義”。第一組關系論證是嚴密的，而第二組則不太令人信服。

　　面對“一簞食，一豆羹”，路人不受、乞人不屑是有可能的;面對“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的人也是有的。但這兩種行為是否為同一人所為卻大可存疑，而孟子卻言之鑿鑿：“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并且給予當頭棒喝：“是亦不可以己乎?”

　　愚以為，在“貪”與不“不貪”，“大利”和“小利”之間，應該有四種組合方式：

　　1、貪大利，亦貪小利，是為“惡匪”;

　　2、貪大利，不貪小利，是為“帝王”;

　　3、不貪大利，只貪小利，是為“小偷”;

　　4、不貪大利，也不貪小利，是為“忠臣”。

　　他們分別代表了四種不同品格的人面對“利”的不同態度。面對“一簞食，一豆羹”，有為人格尊嚴而拒絕的硬漢，難道就沒有奴顏卑膝、取而食之的懦夫嗎?或者當時取而食之，后來就一定是懦夫嗎?想韓信當年曾受胯下之辱，人格何在?尊嚴何在?但他后來不是成為一名叱咤疆場的統帥么?在教授這篇課文時，當時就有學生提出質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果餓死，那就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時候。劉胡蘭的英勇就義、董存瑞的壯烈獻身固然值得萬世景仰，但越王勾踐的忍辱負重、渣宰洞里的華子良裝瘋賣傻難道就不是另一種人生智慧?

　　也有人笑言，陶淵明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瀟灑地掛冠而去，但如果是五百斗、五千斗呢?他走的時候還會不會這樣輕松自在?在此，我無意褻瀆先賢，要陶氏對此作答也無可能，但這個問題卻無可回避：人們可以為尊嚴而不屑“一簞食、一豆羹”，但如果面對的是“萬鐘粟”呢?也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會變得沉重許多。不是嗎?胡長清之流并非一開始就墨黑一團，只是后來“亂花漸欲迷人眼”，才落得身首異處的可悲下場。由此反證，“萬鐘粟”對人性的挑戰是何其巨大。

　　孟子的結論當然沒有錯：人們之所以在“利”面前迷失方向，根本原因是他們失其本心。但他的推論過程，因對人性的了解過于粗疏而流于簡單，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瑕疵，哪怕是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