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一本書叫《游戲的人》，我一見書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蘭人，約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兩年出版此書，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犧牲在德國法西斯手下。那時，離法西斯滅亡已經沒有幾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這是一個從游戲的角度來審視人類的人。

　　他臨死時，嘴角可曾浮起過微笑?

　　但是，連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經把人類的一切活動看作游戲，為什么還會那么英勇?

　　這是出于我們對游戲的誤解，已經誤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們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學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記得十余年前我在寫作《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這本書的時候，已經受到文化人類學的深刻影響，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國戲劇發生學的重建上。這種重建是針對“勞動產生戲劇”、“經濟水平決定戲劇”、“階級矛盾造就戲劇沖突”等等凜然框架而言的，在當時風險很大，連能否出版都成了嚴重問題，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國維先生的巫覡學說來艱難行事。因為由巫覡的扮演來說明戲劇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類學的文章可做。但越寫越感到避不開“游戲說”了，中國戲劇為什么比希臘戲劇和印度戲劇晚產生那么久，也可以從游戲說中找到答案。當然我又明白，學術研究不能滿足于一個概念的引人，如果僅僅把康德、斯賓塞、席勒有關游戲的論述與中國戲劇史上已有的文字資料連結起來，那只是搭建積木而已，算不上像樣的文化行為。因此，我在帶著一系列疑問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點行裝投人對邊遠地區現存原始演劇方式的長時間考察，考察報告的英文本后來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報上，不少外國學者正是讀了這篇考察報告后前來我國進人這一問題調查的。至此，我對游戲這個美學和人類學的命題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這些材料大多無法作年代論定，對中國戲劇文化史的修改仍無太大的實際補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