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樣的書，我又變成了一個學生，不斷地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并沒有老師在催逼，事情的緊迫性在于：其一，這些學問早已不僅僅是科技知識，而分明是一種誰也躲不開的文明形態，自以為在從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諱避?其二，這種文明形態已經大規模地出現在眼前，而且擴展的速度極其驚人，過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圍之勢，時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個世紀下半葉，無論是我家鄉的浙東學派還是我妻子家鄉的桐城學派都還余緒未盡，蘊藏著不少深厚的學人，但由于他們中很多人拒絕新世紀的文明沖激，終于孤寂潦倒，煙消云散。

　　當然，任何時期的文化都會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這個部分不會很大，我們千萬不能對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給予過高的期許，以為可以進人永恒的層面。很多勞作，連“過眼煙云”也說不上，因為煙云總有不少人看見，而有些勞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沒有其他人“過眼”。我們的文化討論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學者范型做坐標，說了千百個應該不應該，其實許多公認的應該，也由于時代的高速發展而變成低效和無效的文化陳跡，由應該而淪為不應該。那些爭執，風聲雨聲，你來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點精力放在學習上，認真準備一點明天的功課。

　　作者尼格洛·龐帝是第一流的未來學家，是自己研究領域內的權威，以這樣的身份來寫入門性的普及讀物有點讓人詫異。其實，這樣做，既可保證一門新學科在人門當口上的初始準確性和結構彈性，也可顯現這門新學科在本質上的普及性。因而，大權威在謙恭地“禮賢下士”之時，正表現出他最傲然的學科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