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我國著名作家、學者，他的散文作品廣受大眾的支持。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試談余秋雨的學術傳播

　　余秋雨散文走紅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是學理所支撐起的大氣。余秋雨從學術傳播的有效性出發，試圖把學術成果裝在散文這只美麗的容器里奉獻給讀者，把學理融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來的人文風度，侃侃而談的灑脫文風贏得世俗社會的厚愛，溝通了雅和俗兩個一向相距遙遠的美學層面。客觀地說，余秋雨的學術突圍、學術普及的行為以及他的散文所表現出的學術品位，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撰文論述。本文試就余秋雨的學術普及的理念、途徑及影響就教于讀者。

　　倡導學術傳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轉型期的文化態度》一文中，倡導學術研究、學術傳播應堅持有效性的原則，指出了中國學術研究、傳播長期以來的癥結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內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認為許多以實證為旗號的學術行為，由于實證的對象瑣碎不堪，幾乎兌換成了無效的旗號。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詩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證數十年;《紅樓夢》某一回的字里行間可能暗示某個人物若有若無的隱私，盡畢生之力搜輯校考，這樣的情景，在高層學術界不難看到。學術研究當然不能排斥細節考證，但考證的耗費應該與這一細節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細節很小卻能折射大問題，那么考證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長考證的終點仍然只是細節本身，也就造成了對自己和讀者的雙重浪費。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識到這場苦澀的學術自耗游戲已經做得太長，無效和低效的課題因其遙遠而變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課題因立足凡塵與平民百姓處于平等態勢，三下兩下便棄沒了學術的尊嚴。這種情景，反過來構成對文化人的重壓，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選擇了那條縹緲、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這種現狀，余秋雨呼吁學術研究者要有關愛人類的責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種專業都能因關愛正在劇烈變異中的周際大地而漸漸建立起一種現代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建立起與社會進行能量交換的可能，只要出現了這種可能，那么盡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晉玄學、唐詩宋詞，也會全神貫注，產生強烈反響。反之，即便你在論述現代化，也只能云遮霧罩，不著邊際。

　　第二，促進學術傳播的高效性。長期以來，中國的許多學者，傾畢生心血研究學問，但累累碩果始終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狀態，不為大眾所知，這是生命和資源的雙重浪費。導致這種局面，無外乎有兩個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單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學術化的表述模式，滿腹的學問，一經表達便高深莫測，艱澀難懂，普通大眾不愿讀之。其二，傳播渠道太過單調。為數有限的學術期刊，是其主要的傳播媒介，讀者是學界同行，與大眾傳媒無緣，與平民百姓無關，學術研究越來越脫離大眾，成為象牙塔里少數人的智力游戲。難以實現學術資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價值也是低效傳播。

　　身為學者的余秋雨，面對學術傳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積極地思考：“能不能讓我的著述，寫得有更多的人閱讀?我從有效態度出發，不懼怕‘媚俗’之名，用年輕人也愿意觸摸的散文筆調來寫一部部史論著作，最后，在《山居筆記》中干脆用散文來探討一個個復雜的文化學術問題。”①余秋雨的文體試驗一舉成功，他的散文一時洛陽紙貴，這時有人以暢銷為根據否定其書的學術品性，面對這種責難，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說：“其實寫出來的書沒人閱讀并不能證明學術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寫豈不更好?對莘莘學子、饑渴的讀者，表現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認為，為學術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種高貴，為學術文化力求溝通也可能是一種高貴。”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奧的學理寫得深入淺出，讓學術真正地走向民間，余秋雨認為應做到兩點：其一，采用大眾化的話語方式。話語方式的轉換，“這不僅需要把這個學理完全鉆透，不留生澀部位，而且還需要把自己的心靈與它緊緊相融，只有這樣，才能說學理如敘家常……。”③其二，主張學術與現代大眾傳媒的對接。余秋雨認為在文化的大眾化過程中，學者起著一種面向民眾傳播和推動藝術創造的作用，為了促進雅文化走向大眾，學者要走出書齋，走向傳媒，傳統學術也要尋求新的傳播平臺。以前，學術思想的傳播主要是借助于學術期刊和報紙等紙質媒體，受眾比較固定，社會影響力也相對有限。而現在，電視媒體主動邀請學者，學者積極走上電視講壇，使學術有了更強勢的傳播平臺。強勢媒體對于大眾來說，是獲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傳媒和學術相結合，做好了是雙贏――學者贏得了觀眾，媒體贏得了品位。《百家講壇》的熱播，就是一個成功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