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文化的研究,有時存在著表面的、就事論事的、甚至夾雜些爭“知名度”的東西,缺少歷史地、系統地、完整地表述。因而在研討三國文化時,應注意總體把握,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流派等諸多因素對文化的影響、制約,讓人們對三國文化有個較全面、較系統的了解。 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余秋雨話三國文化,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余秋雨話三國文化
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是難以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以想象的。
諸葛亮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有時我們喜歡把中華文明說成是“漢唐文明”,但是,不要忘了,在漢代和唐代這兩個歷史高地之間,還夾著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這個歷史的叢林地帶,處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逃奔和死亡。然而,文化在亂世中卻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魅力。
文化上的三國對壘
說起曹操,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設想一下: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著眼,而是從文化上著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孫吳集團。他們的骨干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史札記》中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天天追求著硝煙烈焰中的瀟灑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著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現在值得一談的文化現象。
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至于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對他們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隆中對》;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托,叫《出師表》。
《隆中對》的文學價值,在于對亂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學價值,但是,大混亂中的大清晰卻會產生一種邏輯快感。當這種邏輯快感轉換成水銀瀉地般的氣勢和節奏,文學價值也就出現了。
相比之下,《出師表》的文學價值要高得多。這種價值,首先來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際關系的整體背景。諸葛亮從二十六歲開始就全力輔佐劉備,寫《出師表》的時候是四十六歲,正好整整二十年。這時,劉備已死,留給諸葛亮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殘局和一個懦弱無能的兒子。劉備遺囑中曾說,如果兒子實在不行,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權位。諸葛亮沒有這么做,而是繼續領軍征伐。這次出征前他覺得勝敗未卜,因此要對劉備的兒子好好囑咐一番。有了這個背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來。
除開《三國演義》中的小說形象,真實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史上獲得超常名聲,多半是因為這篇《出師表》。歷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軍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卻都沒有留下這樣的文學印記,因此也都退出了人們的記憶。而一旦有了文學印記,那么,即便是一次失敗的行動,也會使一代代擁有英雄情懷的后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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