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的尊嚴。——余秋雨
篇一:廟宇讀后感
1.或許可說,法師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國的尷尬;法師發怒,是佛教在新時代的尷尬。
2.他逃避著現代,而現代卻莽莽撞撞,闖到了廟門跟前。
這是文章摘出的兩處,想來能夠幫助你寫讀后感的。余秋雨老師的這本書寫的基本上無外乎是舊時代的文化碰撞在各個地區中所呈現的矛盾與其變化。
《廟宇》這一篇也是如此,李叔同成于新文化,卻也在新文化中迷失了自我,最終選擇了回歸傳統,這也是那個時代所特有的奇景。
寫好他寫的文章的讀后感不容易,需要把握住文化沖突與矛盾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的特征,給你找點百度百科里關于李叔同的東西,讀后感還是自己寫比較真實。
卒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籍浙江平湖,從祖輩起移居天津。李筱樓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進士,當過吏部主事,后辭官經商,先后創辦了“桐達”等幾家錢鋪,掙得偌大一份家業,被人稱為“桐達李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樂善好施,設立義塾(提供免費教育),創立“備濟社”,專事賑恤貧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樓晚年喜好內典(佛經),尤其耽愛禪。很顯然,他的言傳身教對兒輩(尤其是李叔同)影響極大。童年時,李叔同常見僧人來家中誦經和拜懺,即與年紀相仿的侄兒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誦佛號。他兒時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劉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誦《名賢集》中的格言詩,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雖只有八九歲光景,他居然能理解榮華盡頭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趕上了二十歲的賈寶玉。李叔同五歲失怙(父親去世),十八歲時遵奉母命與俞氏(津門茶商之女)結婚。百日維新時,他贊同康、梁“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的主張,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師”。因此在當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黨中人,他被迫攜眷奉母,避禍于滬上。20XX年入南洋公學,受業于蔡元培。但由于校內新舊思想相爭激烈,校方禁止學生閱讀莫部分雜志、報紙,激起學生的憤怒,與校方發生了沖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學生一邊據理力爭,但無效果,于是帶領學生和積極教師毅然離開南洋公學,李叔同也在離開的學生之中。20XX年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美術學校攻油畫,同時學習音樂,并與留日的曾孝谷、歐陽予倩、謝杭白等創辦《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吁天錄》、《新蝶夢》等,是中國話劇運動創始人之一。
20XX年李叔同回國,任天津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翌年任上海城東女學音樂教員。20XX年任《太平洋報》文藝編輯,兼管副刊及廣告,并同柳亞子發起組織文美會,主編《文美雜志》。同年10月《太平洋報》停刊,應聘任浙江兩級師范學校音樂圖畫教師。20XX年任南京高等師范美術主任教習。在教學中他提倡寫生,開始使用人體模特,并在學生中組織洋畫研究會、樂石社、寧社,倡導美育。20XX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為僧,云游溫州、新城貝山、普陀、廈門、泉州、漳州等地講律,并從事佛學南山律的撰著,另據余秋雨《廟宇》,李叔同曾經居于五磊寺。抗日戰爭爆發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
篇二:讀余秋雨《廟宇》有感
古語云“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從這個角度講,紅塵之處處處可有隱士,人人可為名流。于是乎,江南小鎮成為名人雅士的棲身之所。與此同時,有些特立獨行、率性而為之士也如《受戒》中的小和尚一樣,微笑著拒絕塵緣,去發修行,李叔同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如不是捧讀余先生的《廟宇》我還真的不了解李叔同的光輝成就,對他,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位不錯的法師,有個性、善布施、通音律、善屬文,《驪歌》就是明證,除此而外,知之甚少,而通過余先生的介紹,我開始關注這位大法師、大學者,在“英姿翩翩,文采風流,從者如云,才名四播”之時,他是如何高舉著中國文化那面光輝的旗幟砥礪前行的;在頓悟之后,他又是如何狠得下心放棄嬌妻弱子,選擇陋室孤燈,潛心修行的。為文化傳承?為佛教復興?也許是前者,更可能是后者,也許是二者兼而有之,我無從考證。
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擁有大智慧的人:做音樂,他創作的歌曲被奉為中國音樂界的經典,被反復傳唱;論繪畫,他的名作價值斐然,令人咂舌;搞創作,他留學日本首演《茶花女》,揭開中國話劇史,是開一代先河的人物;即便是了卻塵緣,遁入佛門之后,十余年間,五磊寺的修行又以發愿弘揚律宗,創輝煌成果。這一切來源于他過人的天資、超人的勤奮、卓爾不群的個性,更源于他出類拔萃的悟性和智慧。
但阪依佛門,弘揚佛教,困于廟宇,就能遠離世俗潛心論道嗎?不能,因而看到簿冊之時,他怒了,他惱了,他絕望了:在這個世界上,哪里是修行的凈土?在這個乾坤之中,如何才能靜心修行?天真的.大師忘記了,世俗如空氣一般圍繞著我們,哪里才算得上真正的朗朗乾坤呢?于是,俗世也罷,佛家也好,混沌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傳統,真正意義的佛門之地。因此,憤怒也好,惱恨也罷,即便絕望也無濟于事:塵世未變,塵緣又何以能了?
所以作為廟宇,看似一種束縛、一種框架,抑或可謂是一種象征,其實也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宣告,它所昭示的也只是一種特有的佛教文化,準確說,是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我還記得教義其中之一是“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是啊,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面對世俗,能不苦嗎?
篇三:《廟宇》讀后感
余秋雨所寫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名字叫做《 廟宇》的文章。講述的是余秋雨小時候家近處的廟宇很小,有兩個和尚,一胖一瘦,還有一個年老的廟祝。胖和尚和藹可親,孩子們很喜歡他。當孩子們追逐到殿前院子里,胖和尚會洗干凈手,給他們幾個供果。孩子們到胖和尚的禪房里去,胖和尚將他們的名字寫在他們手上。老師見了,也會夸和尚寫得字漂亮。孩子們教胖和尚唱“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告訴他是李叔同寫的。” 而他們鄉東去6里左右,有一座輝煌大廟,叫金仙寺,再往南,是遠近聞名的五磊寺,李叔同就住在里面。
精彩摘錄:李叔同,留學日本首演《茶花女》,揭開中國話劇史。又以音樂繪畫,刷新故國視聽。英姿翩翩,文采風流,從者如云,才名四播。現代中國文化,正待從他腳下走出婉約清麗一途。突然晴天霹靂,一代俊彥轉眼變為苦行佛陀。嬌妻幼子,棄之不見,琴弦俱斷,彩色盡傾,只換得芒鞋破缽、黃卷青燈。李叔同失落了,飄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師,千古佛門又一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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