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我國著名學者、散文家，同時也是海派文人的代表人物。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海派文人余秋雨，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海派文人余秋雨

　　海派文人身上一般都有上海的市民氣，也就是所謂“精明不聰明”：不夠大氣，算計得太精，結果上海灘也就出不了大家。余秋雨算是近三十年來最有名氣的海派文人了。他寫的書長期位列全球華文圖書排行榜前茅。2002年統計全國十年來最暢銷圖書前十名，他一人占了3本。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等機構評為“中國十大藝術精英”、“中國文化傳播坐標人物”、“2007十大學術精英”之首，又被世界華人經濟測評體系評為“影響世界100年100位杰出華人”，還載入了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和美國傳記協會的《五千世界名人錄》。聽說他還是中國最富有的作家。應該說，秋雨活到今天已經是名利雙收了，但社會上對他人品的質疑卻不少。我倒是在朋友圈里經常為他辯解。

　　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時，余秋雨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盡管上戲歸宣傳部領導，但我和他的交集并不多。在幾次座談會上見過面，聽過他的發言，當時只覺得他口才很好而已。反倒是90年代我到了香港，我們的交往才多了起來。

　　知道秋雨來港公干，我就請他在北角的一家葡國餐廳吃飯聊天。那次見面相談甚歡，尤其是談到王元化先生，我倆都充滿敬仰之情，也第一次聽秋雨說他是王夫人張珂老師的高足。由張珂的大家閨秀風范談到中國歷來缺乏的貴族精神，需要為“精神貴族”正名，甚至還幻想一起建立一個海德堡韋伯夫人家那樣的精英沙龍。

　　這次餐聚之后不久就發生了秋雨狀告《明報》侵害名譽案，起因是羅孚刊登在明報上的文章《文壇一苦事》，作者確實是依據道聽途說而敷衍成文的。此時，我剛調到《明報》不久，羅孚父子又是我的朋友。于是就去問羅先生是否愿意私下和解，得到首肯后就將其歉意轉告秋雨，并介紹了羅孚父子的遭遇。也許還有其他朋友居中調停，后來秋雨就再沒有追究此事，和羅先生也成了不打不相識的朋友。從這件事上看，秋雨是個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厚道君子。

　　此后，我和秋雨的友情也不斷加深。他每次來香港總會和我見面聊天。有一段時間，打給秋雨的電話都由一位金姓青年代接，再也找不到他了，我有點納悶。過了半年，秋雨再次來港，金庸先生請客，我被找去作陪。秋雨很熱情地過來打招呼，我未免抱怨幾句。他解釋說是想閉門專心寫作，對外聯絡就交給工作室的人去做了，當然老朋友另當別論。他把夫人馬蘭的手機號碼抄給我，說任何時候可以通過馬蘭找到他。后來秋雨亮相鳳凰衛視，游走世界各地進行文化考察。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我也開始跟隨南懷瑾先生問學，于是就懶得再和他來往。不過，有一次，友人黃苗女士想請秋雨在其主編的《華夏人文地理》雜志寫專欄文章。我介紹她去見秋雨。黃苗回來對我說：“他忙得沒有時間寫專欄，但看在你的面子上，答應可以不定期寫稿。”我聽了心里很是受用，秋雨總算仍念舊情。

　　有一次，友人聚在一起飲酒聊天，說到余秋雨懸賞一百萬元，給能拿出證據證明他是“石一歌”寫作班成員的人。酒酣之余，我就脫口而出說手上握有鐵證。我在做研究上海知識分子的博士論文時，曾通過關系從檔案館復印了寫作班40名核心成員親筆填寫的干部登記表。眾人竭力鼓動我去領這一百萬元的大賞。我只是淡然一笑，說絕對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除非秋雨否認是我的朋友。

　　其實，我們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看問題，參加過寫作班并非污點。當年有誰不愿做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筆桿子啊?你認了，從此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嘛。只是秋雨太執著于以完美形象示人，一開始否認，后來也就只能硬著頭皮否認下去了。說到底，還是海派文人的精明不聰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