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的短篇小說《余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面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們把聲浪放低，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為借口加以拒絕。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適于山間。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如訴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余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余，而是因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無形，有時甚于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污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并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利。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好靜乃是聽覺上的優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閑階級的”富貴病“。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訴，一定無人理會。”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會之常態，而干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反而破壞了鄰里的和諧，像余索一樣，將不見容于街坊。詩人庫伯說得好：

　　吵鬧的人總是理直氣壯。

　　其實，不是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怕吵嗎?《水滸傳》里的魯智深總是大英雄了吧，卻也聽不得垂楊樹頂群鴉的聒噪，在眾潑皮的簇擁之下，一發狠，竟把垂楊連根拔起。

　　叔本華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這么畏懼噪音，我們比他”進化“了這么多年，噪音的勢力當然是強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誕》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見那時的余索已經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十年以來，我們的聽覺空間只有更加臟亂。無論我怎么愛臺灣，我都不能不承認臺北已成為噪音之城，好發噪音的人在其中幾乎享有無限的自由。人聲固然百無禁忌，狗聲也是百家爭鳴：狗主不仁，以左鄰右舍為芻狗。至于機器的噪音，更是橫行無阻。最大的兇手是擴音器，商店用來播音樂，小販用來沿街叫賣，廣告車用來流動宣傳，寺廟用來誦經唱偈，人家用來辦婚喪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變本加厲，擴大了殺傷的戰果。四年前某夜，我在臺北家中讀書，忽聞異聲大作，竟是辦喪事的嘔啞哭腔，經過擴音器的”現代化“，聲浪洶涌淹來，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間，只憑其凄厲可怕，不覺其悲哀可憐。就這么肆無忌憚地鬧到半夜，我和女兒分別打電話向警局投訴，照例是沒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