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載】

　　元代伊世珍的《瑯嬛記》卷中對這首詞的創作背景有過一段記載：“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今人王仲聞在《李清照集校注》中則指出：“清照適趙明誠時，兩家俱在東京，明誠正為太學生，無負笈遠游事。此則所云，顯非事實。”(第25頁)王說甚是。這首詞肯定不會寫于新婚后不久。李清照與趙明誠結婚后的前六年時間，兩人共同居住在汴京，后來近十年時間又一起屏居山東青州，一直到李清照34歲左右，趙明誠起復再次出來做官，兩人才有了分手離別的時候，這首詞應該作于這一段時間。

　　【寫作背景】

　　李清照作此詞時，正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后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這年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臺，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5月，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被藉為“元祐奸黨”。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宋史》)，為蘇門后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9月，宋徽宗御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4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寧三年)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沼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后，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凈臣，不得殺讀書種子。刻石銘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不敢斷言。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在歷朝歷代中，尚屬禮遇，大體而言，刻薄是有的，殘暴還說不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意兒，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艷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余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后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斗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后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寫，再后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復職、再謫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遭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對立面“元符黨人”，幾乎無一不是小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土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斗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后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么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么多“業余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呵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當今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大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于副首相的高級干部，只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后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弁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笛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仔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藉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瘦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