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云彩……”
吟詠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如聽音樂,如賞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雋永中感悟哀婉的離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這種離愁卻寫進了胡適的悼念文章中。胡適滿懷深情地寫道:“我們不相信志摩會‘悄悄的走了’。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云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
“永遠”的徐志摩!有人說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說他的俗名太艷。
徐志摩的文名,胡適起過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艷名,卻被胡適認為是詩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現,他對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過撮合,也有過“拆離”。
徐志摩是浙江海寧縣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又于1921年轉至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
留學期間,徐志摩就對國內胡適倡導并寫作新詩十分贊賞和欽佩。胡適1919年出版《嘗試集》,徐志摩在國外讀到后非常高興。加上在劍橋受到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他也于1921年開始了詩歌創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愛情,從劍橋輟學回國。生活對這位天才詩人來說,是“塞翁失馬”。他得以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然而,胡適卻深為徐志摩未能完成學業而惋惜。他多次勸告徐志摩繼續完成學業。在胡適看來,如若不能系統地學習,是難以成為一流學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沒聽胡適的勸告。
后來,胡適結識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的秘書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夠為徐志摩再赴英國進修穿針引線,以便學成之后回國擔任大學教職。面對大好機遇,徐志摩卻置若罔聞,依舊沒有聽從胡適的意見。
胡適不以徐志摩拒絕他的好心而惱怒,還是盡最大的可能為徐志摩提供各種幫助。
1923年,徐志摩提議,在北京“聚餐會”的基礎上成立“新月社”。胡適率先響應并竭力支持。這個以留學歐美的年輕知識分子為主的、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先以《晨報副刊》為陣地,后又創辦了《詩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聞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1924年4月12日,印度詩人泰戈爾抵達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濟南等地訪問。徐志摩作為泰戈爾的翻譯,全程陪同。泰戈爾雖是接受邀請,為中印文化交流來華訪問,但卻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了爭論。“驅泰大軍”一方,激顏厲色要趕他走,“保泰大軍”一方,千方百計為他辯護。
如魯迅就在雜文《罵殺與捧殺》中,譏誚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們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地上的青年們失望了,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
徐志摩非常憤怒。為表示對反對泰戈爾者的抗議,他一氣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氣:罷譯!胡適見此,頂替他為泰戈爾翻譯,并安撫徐志摩,使得他心情歸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爾64歲壽辰的這天,中國學術界聚集在北京東單三條協和禮堂,為泰戈爾舉行祝壽會,胡適以大會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同人用英語演出泰戈爾的名劇《齊德拉》,維護了中國人民在泰戈爾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爾和徐志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9年3月,泰戈爾第二次來到中國時,只住徐志摩家,稱徐志摩和陸小曼“是他的兒子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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