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云彩……”

　　吟詠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如聽音樂，如賞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雋永中感悟哀婉的離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這種離愁卻寫進了胡適的悼念文章中。胡適滿懷深情地寫道：“我們不相信志摩會‘悄悄的走了’。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云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

　　“永遠”的徐志摩!有人說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說他的俗名太艷。

　　徐志摩的文名，胡適起過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艷名，卻被胡適認為是詩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現(xiàn)，他對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過撮合，也有過“拆離”。

　　徐志摩是浙江海寧縣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又于1921年轉(zhuǎn)至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jīng)濟學。

　　留學期間，徐志摩就對國內(nèi)胡適倡導并寫作新詩十分贊賞和欽佩。胡適1919年出版《嘗試集》，徐志摩在國外讀到后非常高興。加上在劍橋受到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他也于1921年開始了詩歌創(chuàng)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愛情，從劍橋輟學回國。生活對這位天才詩人來說，是“塞翁失馬”。他得以在報刊上發(fā)表大量詩文，然而，胡適卻深為徐志摩未能完成學業(yè)而惋惜。他多次勸告徐志摩繼續(xù)完成學業(yè)。在胡適看來，如若不能系統(tǒng)地學習，是難以成為一流學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沒聽胡適的勸告。

　　后來，胡適結(jié)識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的秘書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夠為徐志摩再赴英國進修穿針引線，以便學成之后回國擔任大學教職。面對大好機遇，徐志摩卻置若罔聞，依舊沒有聽從胡適的意見。

　　胡適不以徐志摩拒絕他的好心而惱怒，還是盡最大的可能為徐志摩提供各種幫助。

　　1923年，徐志摩提議，在北京“聚餐會”的基礎(chǔ)上成立“新月社”。胡適率先響應并竭力支持。這個以留學歐美的年輕知識分子為主的、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chuàng)作為主的文學社團，先以《晨報副刊》為陣地，后又創(chuàng)辦了《詩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聞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1924年4月12日，印度詩人泰戈爾抵達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濟南等地訪問。徐志摩作為泰戈爾的翻譯，全程陪同。泰戈爾雖是接受邀請，為中印文化交流來華訪問，但卻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了爭論。“驅(qū)泰大軍”一方，激顏厲色要趕他走，“保泰大軍”一方，千方百計為他辯護。

　　如魯迅就在雜文《罵殺與捧殺》中，譏誚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們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地上的青年們失望了，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

　　徐志摩非常憤怒。為表示對反對泰戈爾者的抗議，他一氣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氣：罷譯!胡適見此，頂替他為泰戈爾翻譯，并安撫徐志摩，使得他心情歸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爾64歲壽辰的這天，中國學術(shù)界聚集在北京東單三條協(xié)和禮堂，為泰戈爾舉行祝壽會，胡適以大會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同人用英語演出泰戈爾的名劇《齊德拉》，維護了中國人民在泰戈爾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爾和徐志摩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1929年3月，泰戈爾第二次來到中國時，只住徐志摩家，稱徐志摩和陸小曼“是他的兒子媳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