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壇還算是幸運的，二十世紀末葉出了個作家汪曾祺。一個隨和的老頭，不經(jīng)意間留下了二百多萬字的作品。誰知這不算豐碩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隱于云彩里，時不時就淋濕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歸類于“作家”這個群體，他的寫法與寫作心態(tài)都呈現(xiàn)出一種“異類”的味道，把寫作當作敲門磚、以敲開各種利益之門這種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說了，就連嘔心瀝血圖個傳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沒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澆著了菜菜青了，灌著了樹樹綠了，或者浸活了種子長出了莊稼，甚至什么都沒潤澤只自個兒活潑出一曲天籟，都順其自然。

　　但是這泓水又是人間的水，亮晶晶地染著人間的煙火。只是一個“善”字一個“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鎖束縛不住他，功利的誘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時，他癡癡地戀著人間;死了，人間便常常地想著他。盡管也有誤解，總是無法抹殺廣大的普通人對他與他的作品的喜愛。比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后的一個士大夫，有人說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塊白云，其實都不大準確。

　　眾說紛紜之中，胡河清與摩羅對他的探究可謂別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靈地緬想》一書中說：“汪先生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漩渦里，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敬慎不敗，得力于道家的謙沖之道亦深矣，”并說汪老先生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中有三種躲避解脫的辦法。一是躲入有著極強“間離效果”的京劇，“似醒非醒，冷眼覷著喧鬧的塵世間不斷上演著的一出出鬧劇、悲劇和喜劇”;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讓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動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狀態(tài)”;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愛情之中，“編造關(guān)于巫山云雨的夢境成了他們對于殘酷歷史過程的一種特殊的心靈規(guī)避方式”。摩羅先生則在胡河清躲避解脫說的基礎(chǔ)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瞞”和“騙”的“溫馨”，甚至把他視作“一個個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劇”——“我不再期待從他筆下讀到直面人生的悲劇，我把他本身讀作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