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壇還算是幸運的，二十世紀末葉出了個作家汪曾祺。一個隨和的老頭，不經意間留下了二百多萬字的作品。誰知這不算豐碩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隱于云彩里，時不時就淋濕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歸類于“作家”這個群體，他的寫法與寫作心態都呈現出一種“異類”的味道，把寫作當作敲門磚、以敲開各種利益之門這種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說了，就連嘔心瀝血圖個傳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沒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澆著了菜菜青了，灌著了樹樹綠了，或者浸活了種子長出了莊稼，甚至什么都沒潤澤只自個兒活潑出一曲天籟，都順其自然。

　　但是這泓水又是人間的水，亮晶晶地染著人間的煙火。只是一個“善”字一個“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鎖束縛不住他，功利的誘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時，他癡癡地戀著人間;死了，人間便常常地想著他。盡管也有誤解，總是無法抹殺廣大的普通人對他與他的作品的喜愛。比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后的一個士大夫，有人說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塊白云，其實都不大準確。

　　眾說紛紜之中，胡河清與摩羅對他的探究可謂別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靈地緬想》一書中說：“汪先生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漩渦里，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敬慎不敗，得力于道家的謙沖之道亦深矣，”并說汪老先生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中有三種躲避解脫的辦法。一是躲入有著極強“間離效果”的京劇，“似醒非醒，冷眼覷著喧鬧的塵世間不斷上演著的一出出鬧劇、悲劇和喜劇”;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讓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動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狀態”;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愛情之中，“編造關于巫山云雨的夢境成了他們對于殘酷歷史過程的一種特殊的心靈規避方式”。摩羅先生則在胡河清躲避解脫說的基礎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瞞”和“騙”的“溫馨”，甚至把他視作“一個個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劇”——“我不再期待從他筆下讀到直面人生的悲劇，我把他本身讀作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