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下面是小編收集的他的2篇散文《香港的鳥》《北京人遛鳥》，我們一起來品讀。

　　香港的鳥

　　文/汪曾祺

　　早晨九點鐘，在跑馬地一帶閑走。香港人起得晚，商店要到十一點才開門，這時街上人少，車也少，比較清靜。看見一個人，大概五十來歲，手里托著一只鳥籠。這只鳥籠的底盤只有一本大三十二開的書那樣大，兩層，做得很精致。這種雙層的鳥籠，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樓上樓下，各有一只繡眼。香港的繡眼似乎比內地的也更為小巧。他走得比較慢，近乎是在散步。

　　香港人走路都很快，總是匆匆忙忙，好像都在趕著去辦一件什么事。在香港，看見這樣一個遛鳥的閑人，我覺得很新鮮。至少他這會兒還是清閑的，--也許過一個小時他就要忙碌起來了。他這也算是遛鳥了，雖然在林立的高樓之間，在狹窄的人行道上遛鳥，不免有點滑稽。而且這時候遛鳥，也太晚了一點。--北京的遛鳥的這時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鳥也醒得晚?

　　在香港的街上遛鳥，大概只能用這樣精致的雙層小鳥籠。

　　像徐州人那樣可不行。——我忽然想起徐州人遛鳥。徐州人養百靈，籠極高大，高三四尺(籠里的“臺”也比北京的高得多)，無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極光滑的棗木桿子作扁擔，把鳥籠擔著。或兩籠，或三籠、四籠。這樣的遛鳥，只能在舊黃河岸，慢慢地走。如果在香港，擔著這樣高大的鳥籠，用這樣的慢步溜鳥，是絕對不行的。

　　我告訴張辛欣，我看見一個香港遛鳥的人，她說：“你就注意這樣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嶼山，晨起，聽見斑鳩叫。艾蕪同志正在散步，駐足而聽，說：“斑鳩。”意態悠遠，似乎有所感觸，又似乎沒有。

　　宿大嶼山，夜間聽見蟋蟀叫。

　　臨離香港，被一個記者拉住，問我對于香港的觀感，匆促之間，不暇細談，我只說：“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并說我在香港聽到了斑鳩和蟋蟀，覺得很親切。她問我斑鳩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鳩的叫聲，她連連點頭。也許她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許她真的對斑鳩不大熟悉。

　　香港鳥很少，天空幾乎見不到一只飛著的鳥，鴉鳴鵲噪都聽不見，但是酒席上幾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鴿。香港有那么多餐館，每天要消耗多少禾花雀和乳鴿呀!這些禾花雀和乳鴿是哪里來的呢?對于某些香港人來說，鳥是可吃的，不是看的，聽的。

　　城市發達了，鳥就會減少。北京太廟的灰鶴和宣武門城樓的雨燕現在都沒有了，但是我希望有關領導在從事城市建設時，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鳥。

　　遛鳥的人是北京人里頭起得最早的一撥。每天一清早，當公共汽車和電車首班車出動時，北京的許多園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曠、林木繁茂的去處，就已經有很多人在遛鳥了。他們手里提著鳥籠，籠外罩著布罩，慢慢地散步，隨時輕輕地把鳥籠前后搖晃著，這就是“遛鳥”。他們有的是步行來的，更多的是騎自行車來的。他們帶來的鳥有的是兩籠——多的可至八籠。如果帶七八籠，就非騎車來不可了。車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鳥籠，都安排得十分妥當。看到它們平穩地駛過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騎在車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瀟灑自得，神清氣朗。

　　養鳥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監們的愛好，“提籠架鳥”在過去是對游手好閑，不事生產的人的一種貶詞。后來，這種愛好才傳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間，使他們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們常常可以在一個修鞋的、賣老豆腐的、釘馬掌的攤前的小樹上看到一籠鳥。這是他的伙伴。不過養鳥的還是以上歲數的較多，大都是從五十歲到八十歲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職工，在職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漸有養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