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汪曾祺是江蘇省高郵市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蔽覀円黄饋砹私馑南嚓P信息。

　　不知為什么，從小時候起，我們兄妹的戶口卡和各種表格中“籍貫”一欄，都填的是“北京”。別人看了，常常會很吃驚地說：你是老北京啊?真瞧不出來!我心里明白，那敢情是瞧不出來，我們根本就不是老北京。

　　可是“籍貫”，也就是我們的老家，在哪兒呢?在北京可走的親戚，都是媽媽的福建親戚。他們湊在一起，呱啦呱啦地講福州話，我們聽不懂，爸也聽不懂，沒有辦法加入他們當中——盡管爸一向說自己的“耳音”很好。每當這時，他都顯得有些失落，坐在一邊、找點什么東西胡亂翻看著，悶悶的。

　　爸過去不大談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我們也想不起詳細地問他。只是聽媽媽說過，他很小就死了親娘，十幾歲便離開了家鄉，從來沒有回去過。爸有時給他姐姐寄些錢，寄到鎮江，我們隨著媽媽“你姐姐……你姐姐……”地說，他也沒有意見。我記得曾經從爸的抽屜中翻出一封落款“談如”的舊信，問他：“誰是淡如?”“我父親。”我們就“汪淡如如何如何”地說他父親，爸并不制止。我從沒有覺得“你姐姐”和“汪淡如”該與我們有什么實際的聯系。在我們的印象中沒有故鄉的概念，自然這種親情就很淡薄。

　　“文革”中，知道了爸的父親是“地主”，于是在本來淡薄的感情中又加上一層反感。偶爾爸說起他父親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們只是不失時機地起一個哄;家里買了好的咸鴨蛋，爸說遠不如他家鄉的麻鴨下的蛋好吃，又說他的祖父把一個咸蛋分成兩三頓下酒，我們會嘲笑地說“窮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