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傳播和發展,至唐代,已和中國的本土文化進一步融合,獲得了獨自發展的態勢。唐代是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各宗派創立,并且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士大夫研習佛學理論成風,與各宗派名僧進行佛學義理的廣泛交流,佛學理論逐漸滲透到他們文學創作的思想意識中。被譽為“詩佛”的王維,其詩歌無不滲透著禪宗思想。
王維早年即習佛,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維摩詰居士的。《新唐書》稱其“與弟縉齊名……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彩。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1]王維信奉禪宗,尤其對南禪宗的佛理有深刻的理解。《舊唐書·王維傳》云:“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筆而絕。”在唐代崇佛風氣的盛行,士大夫與佛教僧人普遍來往的環境影響下,王維亦與不少僧人結識。這可見于他諸多反映與僧人往來的詩,如:《與蘇盧二員外期游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過福禪師蘭若》、《飯覆釜山僧》、《同崔興公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等。與王維結交的僧侶中,他與禪宗關系深厚。因此,禪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主張對王維的詩文創作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經歷安史之亂的動蕩后,他一心想到佛教中去尋求自我解脫。他表示:“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好讀高僧傳,時看辟谷方”,他感嘆:“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許多詩文流露出他內心向往超離世事,得到思想解脫的渴望。因此,王維被譽為“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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