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傳播和發展，至唐代，已和中國的本土文化進一步融合，獲得了獨自發展的態勢。唐代是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各宗派創立，并且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士大夫研習佛學理論成風，與各宗派名僧進行佛學義理的廣泛交流，佛學理論逐漸滲透到他們文學創作的思想意識中。被譽為“詩佛”的王維，其詩歌無不滲透著禪宗思想。

　　王維早年即習佛，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維摩詰居士的。《新唐書》稱其“與弟縉齊名……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彩。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1]王維信奉禪宗，尤其對南禪宗的佛理有深刻的理解。《舊唐書·王維傳》云：“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筆而絕。”在唐代崇佛風氣的盛行，士大夫與佛教僧人普遍來往的環境影響下，王維亦與不少僧人結識。這可見于他諸多反映與僧人往來的詩，如：《與蘇盧二員外期游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過福禪師蘭若》、《飯覆釜山僧》、《同崔興公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等。與王維結交的僧侶中，他與禪宗關系深厚。因此，禪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主張對王維的詩文創作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經歷安史之亂的動蕩后，他一心想到佛教中去尋求自我解脫。他表示：“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好讀高僧傳,時看辟谷方”，他感嘆：“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許多詩文流露出他內心向往超離世事，得到思想解脫的渴望。因此，王維被譽為“詩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