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認為北宋因王安石的變法而亡國，列寧則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歷史上對王安石的爭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那他所倡導的變法的失敗，除了他在《游褒禪山記》當中表現出來的妄想狂的性格缺陷以外，還有沒有別的什么原因呢?

　　我認為，至少還有他忽略了團隊建設和變法過程中的執行力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團隊建設。

　　在北宋以至于到現在，中國政府就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執政黨與反對黨大家都公認的權力與大家都公認的責任，而是一直使用著將暫時失意的一方貶謫至外地去鎮守邊疆的方式來平息朋黨之爭。

　　在北宋時期的政府組織結構是：兩院、三省、六部。

　　在這些機構當中只有戶部(財政部)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以外，其它各機構只供贈予空銜之用。通常情況下是宰相兼中書省侍郎和門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樞密院太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后來被宋神宗簡化為門下省管政策研究，中書省(宰相府)管發布命令，尚書省管執行。

　　這種簡化了的流程也還算清晰，可是當時變法派和反對派兩大團隊的懸殊就太大了。我們來羅列如下：

　　變法派：

　　宋神宗(年輕氣盛、雄心萬丈的小皇帝);

　　王安石(個性偏激、剛愎自用的拗相公);

　　呂惠卿(聲名狼藉的勢利小人);

　　李定(母喪不奔、彈劾蘇東坡的小人);

　　曾布(活躍的政客);

　　章惇(同蘇軾先友后敵)

　　鄧綰(典型的兩面派，先后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稟(同鄧綰);

　　王雱(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的姻親);

　　蔡卞(王安石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