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的書法傳承與題壁的關系分析

　　書法有過人之處，可資以炫耀者，題壁行為一般較多，所以，一手飄逸的好字，是題壁的資本。王安石傳世詩文中有大量的題壁之作，同時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題壁故事記載。在考察其題壁現象的同時，不免令人聯想到與書法的關系，雖然王安石的書法真跡基本絕滅，但據零散的文獻記載，知其書法必定有值得圈點的地方。日本學者內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書法：王安石的書法真跡幾乎沒有流傳，而且書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長一段時期對他的妖魔化宣傳導向所致。在中國，講究文如其人、書如其人，對書法的傳統評價往往直接聯系到對書法家的人物評價。南宋后，隨著王安石聲價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慮，必然會有選擇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時，社會上就已經較少能見到王安石的書法真跡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黨同伐異的緣故，有關王安石最原始的資料或有意“遺失”，或極盡扭曲，但把這些零散的歷史記憶串聯起來，并將主觀色彩盡可能地刪除，之后我們會發現，王安石不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貢獻，而且隱約還可以感知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歷史人物。

　　歷史上對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謂不遺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細節的方方面面，姑論及一二。

　　容貌猥褻：古人講表里如一，即言身體、服飾的整潔預示著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潔，衣服垢污，囚首喪面，蟣虱畢現，如何率領朝綱、為人表率?如“不喜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粗惡”[3]230-231。再如朝見時“虱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須”[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樣步入朝綱、君臣共處、指點江山?個人修飾雖屬于一己私事，但作為社會公共交往，得體是最基本的要求。諸多記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簡率、不拘小節，言語之間多有貶損，皆可視為政敵之間的妖魔化攻擊，絕非客觀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情況，大可不予理會。

　　行為草率：《避暑錄話》云：“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5]2583《道山清話》云：“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6]2946此二記亦言荊公浮躁，心神不定。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顯露奸臣模樣。行為如此，文章亦然：“王荊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執，故琢字選詞，迥不猶人。”[7]167因“天性拗執”，故遣詞造句都“迥不猶人”，故“落筆便古”、“開口便錯”。再以下棋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證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詩有句云：“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8]李壁注引《遁齋閑覽》的攻擊言辭如下：“荊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詩又云‘韓輸’、‘誤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時之得喪也。”敵者斷章取義，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謠傳，所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詩集中有多首詠棋的詩，從詩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藝，還常將棋理喻人生。若“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卷四十八《對棋呈道原》)，特定的氣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時間界限，連飲酒賦詩都遺忘在腦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鐘山與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愛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愛棋、懂棋，還能從容自如，瀟灑笑對輸贏。卷四十二有《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現了詩中的故事：荊公在鐘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賭梅詩輸罰松聲詩》亦記：“王文公居鐘山，嘗與薛處士棋，賭梅詩，輸一首。”知棋亦荊公平常之消遣。

　　政敵視變法為禍國殃民，變法的禍端是王安石的躁進，而王安石躁進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陰險、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書法、下棋等這些生活的細節末端相印證，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飾方面暴露無遺，外表是內在的端現。從這兩個層面攻擊的依據其實是一個，即人的品質會體現在所有的細枝末節，所謂文如其人、書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謂也。

　　鄭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貢父因和安石論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題館中壁》一首詩道：“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云氣望蓬萊。”這首詩分明是對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滿的意思。安石見了，卻夷然不以為意，并諷詠之，又寫在扇子上面[9]68。從中可見其大度，其從善如流。

　　管成學《宋代的科技與改革初探》[10]389曾列舉荊公同時代人的評語：劉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元城語錄》卷上)。黃庭堅：“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三十)王嚴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安陽集》《忠獻韓魏王別錄》)司馬光：“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也。”(《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十)盡覺中肯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