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
 

　　在這樣的“時議歸重”的背景下，宋欽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時，于靖康元年二月解除元祐學術禁令，四月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五月戊辰“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降為從祀。六月下詔：“群臣庶士亦當講孔、孟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⑿自此，王安石新學喪失了獨尊的官學地位。

　　宋廷南渡后，面對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的嚴重危機，圖存救亡就成為當時最為緊要的政治問題。既然要圖存救亡，就要檢討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在此基礎上方可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難理解，把蔡京禍國與王安石變法聯系起來，不僅宋徽宗一人，就是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脫去了“國事失圖”的干系了。由誤國的權奸之臣承擔現實和歷史的罪責，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這樣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又可引導人們如何思考“國事失圖”之因，這當然是趙構的政治需要。

　　而這一政治需要是通過改修《神宗實錄》、《哲宗實錄》來實現的。趙構上臺翌日，便下詔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辯誣，“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懷私，誣蔑圣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⒁李心傳在此條記事下附注語中引用呂中《大事記》的一段話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對元祐政事與熙豐新政的態度與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