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
在這樣的“時議歸重”的背景下,宋欽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時,于靖康元年二月解除元祐學術禁令,四月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五月戊辰“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降為從祀。六月下詔:“群臣庶士亦當講孔、孟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⑿自此,王安石新學喪失了獨尊的官學地位。
宋廷南渡后,面對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的嚴重危機,圖存救亡就成為當時最為緊要的政治問題。既然要圖存救亡,就要檢討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在此基礎上方可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難理解,把蔡京禍國與王安石變法聯系起來,不僅宋徽宗一人,就是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脫去了“國事失圖”的干系了。由誤國的權奸之臣承擔現實和歷史的罪責,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這樣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又可引導人們如何思考“國事失圖”之因,這當然是趙構的政治需要。
而這一政治需要是通過改修《神宗實錄》、《哲宗實錄》來實現的。趙構上臺翌日,便下詔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辯誣,“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懷私,誣蔑圣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⒁李心傳在此條記事下附注語中引用呂中《大事記》的一段話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對元祐政事與熙豐新政的態度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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