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里，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門。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里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煮”(《雜計》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后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仕。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辭歸的想法，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陽居喪。此后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402年，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次年篡位，改國號為楚。404年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了，希望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馀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彭澤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為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于是堅決地辭官歸隱了。

　　辭彭澤縣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后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里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后，朋友們給他的謚號曰 “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