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陶淵明，人們往往會想起他的灑脫自然率真和不失赤子之心。而這種放浪情懷的寄托便是他的隱逸。所謂隱逸就是寄身于山林之間，游心于泉石之上，拋開功塵利祿，追求自己心靈上“詩意的棲居”。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一直就有隱逸情懷：孔圣人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莊逸士“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海。”（《莊子·逍遙游》）一直到漢代商周四皓，中國的歷史上出現(xiàn)了一次又一次的隱逸高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隱逸承接前人達到空前的高峰。而陶淵明的隱逸無疑是這次隱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鐘嶸在《詩品》中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確實陶淵明在回歸田園之后成功的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境”。在草木蟲魚之間尋找到自己心靈中的“桃花源”。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其動蕩和黑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處境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便會招來殺身之禍。彌衡和楊修的被殺就是一個例子。文人們紛紛遠離政治的漩渦、急流勇退回歸自然。陶淵明也不例外，在他四十一歲那年徹底的與仕途斷絕。他不愿為五斗米而向世俗權(quán)貴低下他那顆高貴的頭顱，掛印飄然而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陶淵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農(nóng)村田園。在這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里田園才是他唯一的樂土與精神寄托。桀驁不馴的陶公自此之后心志于田園，未曾出仕，直到他真正的與自然融為一體。后人在其死后贊他為“靖節(jié)先生”，的確陶公當(dāng)之無愧。

　　陶淵明的歸隱既不像王子猷式的“以手版拄頰”對遠山行注目禮。這是一種精神的形而上者，王子猷訪友可以在月夜帶著仆人乘舟順流直下百里，乘興而來，盡興而歸。因為他是貴族有物質(zhì)的支撐可以瀟灑自然不食人間煙火，飄飄似神仙。陶淵明則不行，他的財產(chǎn)也不過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算不上殷實人家，也需要操勞生機，“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這便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他也不像謝安式的回到莊園別墅。対謝安來講他是朝廷的權(quán)貴，只因為是一時的不得意而暫時回歸。他并沒有放棄仕途經(jīng)濟只不過是暫避風(fēng)浪蓄勢待發(fā)。他隱逸的心不誠，因此他的隱是半隱帶有附庸的意味。而陶淵明則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心和靈魂交給自然。“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之喻，何等靈動貼切，充分表現(xiàn)了他回歸田園的急切心情。因此他是真隱、是大隱士。陶公更不像那種高僧式的進入高山幽谷，不見天日與世隔絕。他活躍于鄉(xiāng)間鄰里把自己變成一個老農(nóng)。“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多么和諧的鄰里情。還有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田園里陶公始終追求著“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的人生信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