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蘇軾是一位通才，在詩、詞、文、書、畫各個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詩，歷史上僅有兩人以姓氏命名，“杜詩”和“蘇詩”；以下是“蘇軾的曠達情懷”，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蘇軾拓寬了題材，開創了豪放詞風，史以“蘇辛”并稱；蘇軾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書法，蘇軾求變、尚意，自成一家，推為“宋四家”之冠；繪畫方面蘇軾首倡傳神寫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這樣一位曠世無雙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卻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著禮部進士，繼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經歷五個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績卓著，元佑時擢升高位，成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對王安石的激進變法，又反對司馬光的盡廢新法，主張“漸進”的變革，對新法要“參用所長”，因而兩次被貶：第一次被貶到湖北的黃州，第二次被貶到廣東省的惠州和海南島的儋州。蘇軾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地方上度過的，在朝任職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而且一貶再貶，由黃州而惠州，由嶺南而海南，愈貶愈遠，在極其艱難的歲月中，他始終保持著樂觀、積極、曠達的處世態度，一生著述不輟，因而，他愛國愛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學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為一位深受人民喜愛和崇敬的偉大人物。縱觀蘇軾的一生，可以說是歷盡艱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蘇軾的思想也是非常復雜的，這里，我著重論述在蘇軾大量的詩文中，體現出的曠達精神。

　　所謂曠達，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心胸開曠，想得開。”在《詞源》中解釋為“心胸開曠，舉止無檢束。”蘇東坡的確如此，這種身處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種超然物外，隨遇而安的達觀胸懷，又始終不放棄對人生的熱愛，對美好事物追求的態度，就是蘇軾曠達精神的所在。

一、蘇軾曠達精神的表現

　　蘇軾的曠達精神表現在許多方面，他對政治榮辱、對家庭的磨難離散、對自身生活、對后學僚屬等方面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這種胸襟。

對待政治榮辱

　　對政治榮辱，蘇軾一直保持著寵辱不驚的態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蘇軾同弟弟一道，在父親的帶領下進京應試，順利通過了舉人考試。第二年參加禮部考試，居第二名，在復試中，以“春秋對義”獲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試，蘇軾與蘇轍同科進士及第，當時的元老重臣歐陽修、韓琦、富弼等都以國士之禮對待年輕的蘇軾，但蘇軾并未以此自衿。而對自己一貶再貶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搶地，絕望消極。熙寧七年九月至熙寧九年十二月蘇軾任密州太守時，是蘇軾心情非常沮喪的時期，但正是生活的艱辛，使他寫出了成功的佳作。蘇軾的詞作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的發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詞風。如《江城子  密州出獵》、《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捕下獄，出獄后，責受黃州團練副使。經歷了“烏臺詩案”的文字獄后，蘇軾心有余悸。“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生活艱苦自不待言，親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下，盡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這并未成為他生活的基調。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飄逸之作，處處表現出了蘇軾“善自寬”的特點。如：“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誰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浣溪紗》）；“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嬌》中“憑高眺遠”、《西江月》中“照野彌彌淺浪”、《水調歌頭》中“落日繡簾卷”等。這些詩詞均作于他貶黃州之后，在詩中，我們看到的是秀美的風物，雍容的氣度，安閑自得的情趣。蘇軾一生的文學名篇，很多是在黃州謫居期間完成的`。代表著蘇軾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賦》，特別是那首蘇詞中乃至整個詞史上被譽為“千古絕調”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也作于此時。詞中雖有功業未成，壯志未酬，韶華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嘆，但哀而不傷，嗟嘆而不頹喪。相反，那由大江、驚濤、巨石、高巖所構成的宏偉畫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所組成的歷史長卷，展現在讀者面前，使人視野為之開闊，胸襟為之開展，精神為之振奮。這些，都是他心境曠達的表現。

　　當蘇軾五十多歲時，新黨再度執政。公元1094年，蘇軾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廣東惠陽，在大庾嶺以南，當時屬瘴癘蠻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晚年長期的流放生活。但蘇軾并沒有哀號悲嘆。雖然“兄弟俱竄，家屬流離”，但蘇軾的心情也只是“隨緣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與程德孺書》）。他把心力傾注在當時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時，他寫下了如下詩句：“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在詩句中，看不見愁苦。風物美，讓他樂而往鄉；春睡猶美，“失意之人作曠達語”（紀昀批語）。他這樣曠達，以致當時宰相章惇見此詩，認為蘇軾太“安穩”，將蘇軾遠貶儋洲。（曾季貍艇齋詩話》）

　　但蘇軾沒有被壓倒，在創作上，他仍保持樂觀。如：“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東坡一病翁，白發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縱筆三首》之一）“霹靂收咸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只雞斗酒定膰吾。”（《縱筆三首》之三）。這些詩里，看不到蘇軾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態，展示給你的是那里的海風快意，民風淳民，自得其樂。特別是他渡海北歸的那首詩“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次北歸，蘇軾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時，這首詩寫在他迭經打擊之后，寫在險象環生的海浪海風之中，寫在他終生坎坷，即將辭世的前一年，此時此刻，一般人都會痛定思痛，感慨萬分。但是在詩里，我們看不到憤怒與憂傷，所看到的，是對瑩潔無塵的人格和心靈的自我鑒定，是對此理性的美學審視；那可能帶來舟覆人亡的風嘯濤吼，成為雄壯的音樂；那缺醫無藥的瘴癘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適于觀賞的奇絕之處。這里，所表現的平和心態，灑脫風度，樂觀精神，豪邁氣概，可與“大江東去”那首詞相提并論，其心胸之曠達，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